他们所代言的人群和文化依旧是亚洲
(土耳其)奥罕·帕慕克(印度)裘帕·拉希莉(孟加拉)莫尼卡·阿里(以色列)梅厄·沙莱夫(印度)阿兰达蒂·洛伊(阿富汗)卡勒德·胡赛尼……
亚洲文学，陌生而且多元
亚洲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或者说，它仅仅具有地理学上的意义。在亚洲内部，文化上的相似永远弱于它们之间的差异。过去2000年的历史中，生活在东亚和西亚之间的诸多国家，尽管曾经发生过彼此的征服以及文化上的渗透，误解却是根深蒂固。帕慕克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多次写到“中国”对土耳其细密画的影响。然而，他的“中国”却是想像的，概念来源于蒙古对中亚的征服。同样，出生于耶路撒冷的理论家萨义德，在欧美高举起东方主义的大旗，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群起相应，却不知道这里的“东方”意指亚洲西部，和中国无关。
不可能用一个词来概括亚洲的文化和文学。谈到亚洲的时候，中国读者的视野，往往局限在中国文化圈之内，更辽阔的疆域成为陌生的国度，光怪陆离，繁花似锦。尤其在当下，经济的全球化直接导致了文化交融的加速。亚洲文学已经深入西方文学的核心，而距离地理上的亚洲越来越远。举个例子，当代英语文学“移民三杰”，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保尔祖籍印度，石黑一雄来自日本，享誉世界文坛二十年的鲁西迪则来自孟买。但他们的作品主题，他们所代言的人群和文化，依旧是亚洲。当将亚洲文学作为一个名词的时候，无法回避这群“全球化作家”。
印度次大陆:文学世纪
如果说20世纪下半期世界文学的焦点集中在拉美文学，那么20世纪最后20年以及当下的21世纪前期，世界文学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印度文化圈。这里的印度，泛指印度文化影响所及的印度次大陆，比如巴基斯坦、孟加拉诸国。借着诺贝尔文学奖的东风，我们了解了奈保尔，而对于印度文学的另一巨擘鲁西迪，则纯属陌生，除了偶尔在国际新闻版面上可以看到。当前活跃于世界文坛的印度作家，一类是已经入籍欧美，另一类则是印度本土作家。而他们的主题，也围绕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印度次大陆的苦难历史和悲恸现实，一个是移民。
鲁西迪的作品，代表着新一代印度文学的特征:绚烂的想像力、绵密的技艺、悲恸的主题、细腻的隐喻、撕裂的命运以及骄傲的人性。鲁西迪出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伊斯兰家庭。印巴分治的创伤以及宗教，成为他的名作《午夜之子》(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和《莫尔人的最后叹息》(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的背景。《午夜之子》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印度当代史画卷，活跃其中的诸多小人物，受到命运的拉扯，犹如前线木偶，画出怪诞而且绚烂的痕迹。《午夜之子》曾获英语文学的最高奖“布克奖”。在鲁西迪之后，印度本土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以处女作《微物之神》赢得该奖项。这部小说的主题，依旧是处理印度当代的问题:爱情、种姓制度以及基督教。
赢得2004年“大英图书奖”的女作家莫尼卡·阿里则出生于东巴基斯坦(现今的孟加拉)。她的处女作《砖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曾经入围布克奖的最后名单。丰满的细节张力，个性独立的群像，紧张而弹性的结构，使仅仅写过这一部小说的莫尼卡·阿里享誉世界文坛。该书还曾入选《纽约时报》的“年度图书”。同样擅长于移民题材的，还有入籍美国的印度女作家裘帕·拉希莉。
印度次大陆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坚决书写当下的历史，无论是鲁西迪还是洛伊。值得注意还有入籍加拿大的斯里兰卡作家翁达杰，他的小说《英伦情人》曾获布克奖，而《菩萨凝视的岛屿》(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提供中文翻译版权)则将焦点直接集中到斯里兰卡内战。最新出版的《放风筝的人》，作者是阿富汗裔美国国籍，主题则是内战前后的阿富汗。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印度尼西亚的老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中国曾在80年代翻译过他写于监狱的“《人间世》三部曲”(最后一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描述印尼的民族觉醒。有意思的是，在第三部《足迹》中，主人公、觉醒的青年明克的第二任妻子洪山梅，是一名华裔进步青年。而印尼之所以进入当代中国民众的视野，则是因为它前两年的“排华”。
中东:冲突的文学
相比起邻近的印度次大陆，中东作家更加遥远而且陌生。近半个世纪，中东各国的战争和纷争一直是世界的焦点。同样，中东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焦点所在。由于地理的缘故，中东处于欧亚之间，在长期历史语境中，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相对应的，便是东方的中东文明——严格意义上，所谓的“东方文明”，还包括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而到了20世纪迄今，希腊文明和犹太文明，已经被纳入西方文明的历史序列。中东文明，则被简化为伊斯兰文明。
对于当代的亚洲文学来说，以色列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国家。实际上，只要翻一下20世纪以降的文学史，犹太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长串名单，就可以知道以色列文学之重要了:最近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品特是犹太人，在他之前的耶利内克，则有犹太血统。
以色列小说家中最著名者，当属阿莫斯·奥兹，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由于以色列输出文化机制的畅通，中国翻译了多部奥兹的作品，包括他的名作《我的海米尔》(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这部表面上的“爱情小说”所纠葛的，依旧是以巴的命运和耶路撒冷的神圣、沧桑的美。和奥兹的硬朗不同，以色列当代最杰出的诗人耶胡达·阿米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耶胡达·阿米亥诗选》)，处理的也是战争与爱情，但清新、开放、自然。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认为，阿米亥的诗虽然都在写爱情，但却指向战争。失败的爱情、生命力、创伤、死亡的隐秘，宛若花朵，其蕊却是犹太民族的濒临灭绝的命运。
阿拉伯国家最负盛名的诗人莫过于叙利亚籍黎巴嫩诗人阿多尼斯，国内几乎没有他的介绍。而入籍法国的黎巴嫩作家阿敏·马卢夫1993年依靠小说《塔尼欧斯巨岩》(台湾麦田出版公司1996年版)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这部小说是一部“寻找历史”的漫游历程。
当下最红火的中东作家，则数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曾因他而推迟宣布。帕慕克在土耳其国内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作家，不仅因为作品的主题都是关于东方和西方的交汇，而是因为他的言论时时触怒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台湾已经出版了他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新生活》，据说国内即将推出这三部作品。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写的是一个发生在古老的伊斯坦堡的凶杀案，宫廷细密画家陆续死亡，在死亡背后，则是东方的宗教和艺术为了“自卫”而拒斥来自威尼斯的影响。谋杀和东西方交汇，是帕慕克的一贯主题；在这之上，则是深陷这一漩涡的个人的传奇命运。在帕慕克笔下，东方的固执，终将让步于西方的强悍。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宿命。
林扶叠
阿富汗人的好莱坞故事
《追风筝的人》是一部浓墨重彩的小说，自2003年这部小说在美国出版以来，立刻席卷西方各大畅销书榜，而且被译成了数十种文字。
小说时间跨度由1975年至2001年，讲述的是主人公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与仆人哈桑之间跌宕曲折的故事。像所有“成功”的小说处女作一样，本书有着明显的自传色彩，同时以鲁莽的生气触及到文学与生活中的几乎所有重要主题:爱与恨，善与恶，背叛与救赎，同时也描写了父与子、人与上帝、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脆弱关系。客观地说，《追风筝的人》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充满勇气却缺乏深度，但对这些问题的直面已经使它具备了拨动读者心弦的基本力量。同时，这一时间段恰恰也是阿富汗历史上多灾多难时期，它们笼罩在小说的情节之上，成为某种阴郁的背景，使作者对那些问题的探讨既顺理成章又显得血肉丰满。这也是为什么一般的畅销小说在习惯性地探讨大问题时让人发笑，而这部小说则使人感动的一个原因。
看这部小说时，经常让我想到萨义德的自传《格格不入》:同为被欺凌的战乱不断的小国的移民，同为对故国和人民的魂牵梦萦般的追忆，同为对自己过往的思辨和追悔。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些有着异国生活背景和记忆的移民作家在英语文坛越来越引人瞩目。像来自于加勒比海岛国的奈保尔，来自印度的鲁西迪，甚至来自中国的哈金无不如此。和英美本土作家相比，这些外来作家无疑拥有更新鲜独特的文学素材。二战以后，相对平稳的政局和享乐的世俗生活，使不少英美作家自然而又不无奢侈地转入对文学形式的探究，这使得英美文学的主流不可避免地变得精致和娴熟，可是却少有一种动荡年代所赋予文学的某种粗砺的气质。而这一点往往是那些移民作家所具备的，作为美籍阿富汗裔的作家，《追风筝的人》的作者卡勒德·胡赛尼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哈桑的善良既会赢得你的同情和赞许又让人难免有些许的空洞之感，同样小说对于恶棍阿塞夫的描述也有平面化之嫌。另外，《追风筝的人》在情节的发展上，也稍稍显得有些牵强，小说后半部巧合的地方不少，当作者想着为民族画像和“恢弘的史诗”的时候，斧凿的痕迹自是难以避免的。
这部小说的畅销，除了阿富汗背景和宏大的主题外，也在于洗练的文笔。有意思的是，本书的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译者都从反面提及这一点，繁体字版译者讲得比较含蓄:“如何把这本文字简单流畅的英文书，变成一本易懂感人的中文书，就成了我最大的挑战。”简体字版的译者就比较直接了:“胡赛尼的英文称得上流畅，但词汇贫乏，句子简单，甚至不时出现病句。”老实说，我看这部小说语言没有译者的那种瞧不上的感觉，相反小说洗练简洁的语言倒是其一大优点。移民作家都未必精通英语所有的微妙处，可是反过来说他们有可能也因此避免了操母语写作的作家经常沉溺于修辞的坏习惯。爱尔兰作家贝克特在回答为什么用法语写作时，他说:“因为我觉得，用法语写作，写起来更容易没有风格。”也就是说语言不会成为小说外面的一件显眼的漂亮的衣服。
在相当程度上，《追风筝的人》的震撼力来自于情节的曲折和质朴的语言之间的张力，对于它的畅销而言，两者缺一不可。
凌越
做快餐也需要功夫
如果你自认为不是一个快餐读者的话，看《追风筝的人》这样的书，最好小心作者设下的圈套。当然要做好一份快餐也是需要下点功夫的。胡赛尼这本书写的是阿富汗的事情，他告诉一般的美国大众:只需了解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仇读这本书就不会有障碍。不管是苏联的入侵、塔利班的暴虐还是最终倒台，都不足以对读者的知识层次构成任何挑战，小说的核心情节仅仅是一个俗套的恩仇故事而已。
一本小说要值得玩味，人物性格也不能是只有一个面向的。但《追风筝的人》里的人物只有几根直线条，几乎每个人物都是一张或善或恶的面具，每张面具上都贴了一块“阿富汗”的标签。家庭本是一个民族文化、习俗、宗教和社会规范的缩影，但父亲、阿里、阿米尔和哈桑，他们都仅仅服务于一个身世的秘密，秘密揭破后使命就此告终，作者无意去认真刻画他们各自的个性。
另外，我不知道哈桑对阿米尔说过的那句“为你，千千万万遍”原文是什么，它比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更俗气，却被作者前前后后地重复，连译者在译后记里也没话找话地写了句广告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风筝”。这本书的翻译也大有可指摘之处，例如第4页，哈桑的父亲“张开手指，把我们从树上摇下来”，但这儿的原文是“Hewouldwaghisfingerandwaveusdownfromthetree”(“摇摇手指示意我们从树上下来”)——哈桑的父亲若真有鲁智深一样的力气，也不必给地主当仆人了吧。
丛林鸢
以色列人的“百年孤独”
读以色列作家梅厄·沙莱夫的长篇小说《蓝山》，不妨先读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垫底”。
1988年某天，时任《纽约时报》驻以色列记者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边吃早餐边从美国一家报纸的头版显著位置看到一张以色列士兵抓巴勒斯坦人的图片，紧挨着这则无关痛痒新闻的是伊朗与伊拉克互发远程导弹造成几十名民众伤亡。这件小事给了弗里德曼一个极好的反思机会，以他在中东地区长达十年的历练，他发现，“西方人心中一切历史的和宗教的运动，都和以色列有关”。西方(基督教社会)一直把现代以色列看做3000年前《圣经》里戏剧性事件的继续，因此，整个西方社会都关注以色列，新闻界更乐于将其变作“楚门的世界”。以美国为例，播报以色列新闻的频率可以超过总统候选人的新闻。弗里德曼引用以色列一位发言人的话说“每天上午我们都为世界表演脱衣舞”。
的确，到今天也是，即使这本书中的风云人物如拉宾、阿拉法特已经故去，沙龙在沉睡中，但巴以之间各种纠纷冲突仍旧源源不断地从新闻里向我们扑来。在这个无限透明、泛政治化的“弹丸之地”，它的文学形态是怎样的，无疑值得研究，毕竟现实已经足够丰富。然而无论如何，如此触手可及的现实世界势必会极大地冲击作家的世界。阿格农如此，耶胡达·阿米亥如此，阿莫斯·奥兹如此，梅厄·沙莱夫更是如此——而且《蓝山》比前面几位作家的小说都靠近以色列的政治现实。
历史上从俄罗斯大地、中欧移民(以及流亡)西方的人中，其优秀者足以构成人类耀眼的知识分子群像，《蓝山》描述的不是这群人，而是历史上最藉藉无名的群体。“我”的外公和他的朋友们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召唤下从俄罗斯来到巴勒斯坦，在以色列中北部的卡麦尔山(蓝山)下拓荒。小说的叙述者，“我”，父母死于巴以冲突，由外公抚养成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男人，并且成了外公因丧子之痛而报复村里人的遗嘱执行人——将外公的土地改作墓园。身在国外的犹太人不惜重金购买坟墓，以求葬在以色列这片土地上，尤其是葬在外公——一位享有很大名声的园艺专家的身旁。着墨最多的当然是村中诸人，由最早的米尔金(外公)、泽尔金、菲吉(外婆)、利伯森创立的拓荒者小组，到一个犹太移民村落，自然界的侵袭和人事的纷争一刻都没有停过。《蓝山》出版于1988年，从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于1989年的书中可以看出，《蓝山》成书于巴以冲突最厉害的一段时间(加沙和西岸巴勒斯坦人开始“因提法达”，抗议以色列的占领)。《蓝山》没有清晰的现实对立，但它内部的动荡更让人不安:故事的主要冲突在于，村里人不接受因战争受伤的埃夫莱因舅舅，这才会出现“我”经营的墓园，它不仅贯穿了整部小说，还有意无意地指向一个“莫须有”的寓言——外公的遗嘱是:我要毁你们的地。没有什么比土地更能在这片“应许之地”说明问题的了。梅厄·沙莱夫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对于创造一个新国度的人们来说，这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这里也有一个魔幻现实世界——
“我儿子埃夫莱因养了一头小牛犊，名叫珍·瓦列恩。埃夫莱因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背上珍出去遛一遛，中午才回来。天天如此。‘埃夫莱因，’我对他说，‘牛犊可不是这样养大的，它习惯了让你背，就再也不愿用腿走路了。’但埃夫莱因不听。珍越长越大，成了一头大公牛，这时埃夫莱因还是坚持扛着它出去……这就是我儿子埃夫莱因。”
这的确就是《蓝山》的全部；它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俄罗斯(犹太人)的浪漫曲”(《蓝山》的希伯来题目译名)，甚至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史诗，但同时它也是关于疯狂仇恨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完全不必谈种族。这是虚构的力量之所在。这个蓝山下的村庄，就是以色列文学上的马孔多，只不过“百年孤独”已不足以形容犹太人漫长的流亡史。《蓝山》是梅厄·沙莱夫的第一部长篇，但显示出的彪悍厚重，甚至可以超过著名的阿莫斯·奥兹(相比之下奥兹的小说过于精致纤细、文学味过重)，整个故事艰深晦涩，尤其是在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叙述者口中，时间混乱，事件错位。这部小说共有51个章节，比这个数目更多的是散落式的故事，如果读进去了，会发现一个个相当的精彩可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这本小说中的动物们:骡子柴泽尔，母鸡拉吉尔·亚娜伊特，公猫布尔加科夫，奶牛哈吉特和珍·瓦列恩，这些动物们哪怕只有一句话的描述，却像一篇故事那样富有趣味和讽刺意味，这要比我们读到的“驴折腾”、“猪撒欢”自然、好看多了。
归马雷
无法还原悲伤的本来面目
值得回忆的事越来越少，值得记住的人越来越少，我没有了回忆的习惯。快乐像水一样从我身上流过，我像鱼一样寻找水与水之间的缝隙。我和快乐和水和鱼之间没有确切的联系，这些元素对于我过于宏大，像当头一棒。
细微的事情，比如一个含糊其词的眼神，一次欲言又止的表情，一个转瞬即逝的微笑，才让我惊心。
在一本小说的最后一页的第一行，这样写道:
他们选择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将信心放在脆弱之上，必须抓住渺小的事物。每一次分开时，他们只能从对方得到一个小小的应许。
明天？
明天。
这本小说叫《微物之神》(TheGodofSmallThings)。一个学建筑出身的印度女人，37岁时写出的第一部小说，就得了1997年的英语“布克奖”，同时，全球畅销百万册。
我不爱看小说，也不按常规顺序看小说，我颠三倒四地读，无厘头地读，有一搭没一搭地读，像对一个陌生男人最初的试探，这符合小说在我生活中的身份。
《微物之神》投合我的阅读审美——它故意颠三倒四地说事，它故意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述渺小的细节。
我从来没有把它当长篇小说来读，我当它是随笔，是诗歌，是一座精心设计的生活废墟。我在废墟里收集神奇的比喻，高起低落的想像力，碎片一样的短句，冰冷的幽默。
一开篇，就预告人们会相继离世:“三十一岁。不算老。也不算年轻。一个可以活着，也可以死去的年龄。”(3页)但随后的章节里，死亡只像是生活的一道微弱的光线，只在夜晚可以看到它的影子。而白天充斥着生活琐事、工人运动、双胞胎的顽皮对话、家族恩怨以及种姓制度。
死亡在这本书里只是一场经历，不是一个结果。
是两个七岁双胞胎兄妹的经历。他们和离婚的母亲一起回到母亲的娘家，回到罐头厂老板的篱下，回到充满昆虫灌木河流的小镇。他们颠倒着说英语，给人们取恶心的绰号，不懂礼貌尽情欢乐，崇拜出身卑贱的工人。两个人的死亡都和这对双胞胎有关，一个是他们才从英国来的小表姐，一个是母亲的秘密“贱民”情人。
如果这对兄妹预知“关于死亡的记忆比关于死亡所盗取的生命的记忆持续更久。”(15页)他们也会像他们颠倒着说话那样，把一切颠覆一遍。因为残酷是他们想像之外的东西，是欢乐之上的东西，是整本小说越写越靠近的东西。
我最喜欢小说的最后一节，那时候，那个年轻的有发亮的皮肤高昂的革命热情的“贱民”情人已惨死，双胞胎的母亲已经和自己的情人尘缘了断，然后，让他们再完整地燃烧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让他们躺在树下，那里有瓢虫，有甲虫，有蚂蚱，有微物之神。让他们之间没有言语，没有思想，没有恐惧，没有未来。“她可以感觉她在他手中是多么柔软，她可以透过他感觉到自己，感觉自己的皮肤，感觉只有被他抚摸才存在的部位，感觉其余部位只是烟雾。”(312页)“如果吻她，他就不能和他说话；如果爱她，他就不能离开；如果说话，他就不能倾听；如果作战，他就不能赢。”(307页)
如果没有种姓制度这个印度特有的社会背景，还会有这本书吗？我不知道。印度人自己看这本书会不会也和我们老外一样受震撼？不知道。这本书会不会也是像《鸿》那样在海外得到投机取巧的效果？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因为我喜欢的根本不是和种姓制度有关的那些。
我喜欢这本书的什么？我喜欢阅读它的整个过程。我在公共汽车上读一点，在睡觉前读一点，在旅行途中读一点，慢慢地读，和书中满山遍野的比喻一起蜕变，我变成小虫子，变成胡蜂的一片翅膀，腐烂的叶子，死蜜蜂的胸腔，变成生活的残渣余孽。
这时候，我才发现悲伤是最渺小的事物，所以它才能深入神经最细微的末梢，所以它才零碎得无法整合无法还原悲伤的本来面目。
由叶
延伸阅读
莫尼卡·阿里(英籍孟加拉裔)
莫尼卡·阿里的处女作《砖巷》曾经入围布克奖的最后名单。小说讲述了一个移民伦敦的不识字的孟加拉妇女纳兹奈恩，在陌生的国度逐渐解放自己，突破宗教、家族和社群的阻挠而谋生的故事。小说的副线，则是纳兹奈恩对故乡的思念以及妹妹悲惨的命运。
林经济
裘帕·拉希莉(美籍印裔)
有人觉得裘帕·拉希莉的小说是美国大学写作班的产物；如果单就《真正的看门人》、《比比·哈尔达的婚事》等短篇来看，这一说法或许并不过分，但如果目光放在整部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身上——尤其是它的结构上看，则可以肯定，2000年普利策小说奖颁给拉希莉并非看花了眼。作为移民作家，拉希莉的确关注了太多印裔移民的故事，有奈保尔批评的“博眼球”之嫌，但她的了不起之处在于这部只有9个短篇的集子，在其结构上是标准的西方小说的继承，可以从乔伊斯《都柏林》、塞林格《九故事》的内部构造上得到印证。尤其是最后一篇《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所表达出的移民内心流亡的沉痛感，直追乔伊斯的《雪》。
裘帕·拉希莉的长篇《同名人》则讲述了一个印度移民家庭在美国三十年新生活的历史，一个叫果戈理的“美国造”印度男孩的故事。这两本书中文版本2005年出版，《疾病解说者》入选南方都市报2005年度十大好书。
易大经
奥罕·帕慕克(土耳其)
如果说有遗珠之憾的话，那就是奥罕·帕慕克了。这位去年传说与哈罗德·品特PK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虽然台湾已出作品集，但大陆简体字版却一再推迟。帕慕克的小说《白色城堡》、《新人生》和《我的名字叫红》拥有广泛的名声，而他本人在刚刚揭晓的美国《时代》评选100人之中，名列第69位——注意，他不在“文学与艺术家”之类别中，他属于“英雄和先知”这一行列。
易大经
图:
《追风筝的人》，(美)卡勒德·胡赛尼著，李继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25.00元。
《蓝山》，(以色列)梅厄·沙莱夫著，于江海、张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2月版，22.00元。
《微物之神》，(印度)阿兰达蒂·洛伊著，吴美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2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