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赵元(书评人)
一
《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属于文化史研究，作者彼得·盖伊(PETERGAY)是美国文化史家，耶鲁大学荣休教授，德裔犹太人，1923年生于柏林，学术生涯的早期，以《启蒙运动:一种解释》第一卷(1966年出版)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后期完成五卷本巨著《布尔乔亚经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1984－1998年版)。
本书系一个阶级的文化史: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布尔乔亚)。该书对欧洲各国的布尔乔亚及其生活进行了分题论述，其中包括:庞杂的阶级特色，婚姻家庭状况，性爱、侵略性、焦虑心理等动力机制，以及信仰、工作观念、文化艺术口味、隐私观念对心灵的塑造，展示出布尔乔亚雍容有序、千奇百态、容污纳垢但富有创造力、自律性和隐忍激情的生活。运用思辨的方法，作者论述了布尔乔亚人生和精神世界的双面性，以求达到对此阶级文化原貌的深入、全面、准确的把握。
诚如题目所现，本书以一个人物为线贯穿来完成。此人即维也纳作家施尼兹勒(1862－1931年)。在此，中产阶级文化渐趋成熟的十九世纪干脆被称为“施尼兹勒的世纪”。彼得·盖伊写道:“施尼兹勒是19世纪的人，但其生命却深入到20世纪。”施尼兹勒出生于维也纳的犹太医生家庭，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针对精神病方面的行医使他更能够深入人的心理内部，促进了他的文学创作。他的代表作品有小说《艾尔丝小姐》、《古斯特少尉》、戏剧《轮舞》等，对我国二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作家产生过影响。
与维也纳著名的心理医生弗洛伊德一样，施尼兹勒也是维也纳犹太人文化的代表。前者曾经称道后者的悟性最接近自己，且以一种天赋的方式直接获得这种掌握人的原始激情和内在精神的悟性。彼得·盖伊认为，施尼兹勒活跃、敏感，有机会接触到极其多样的风格与观念，而且数十年如一日把所思所感记录在日记里，游走于不同社会层次之间，“具有深入其时代的中产阶级(包括他自己)心灵的特殊优势”。事实上，彼得·盖伊也好、施尼兹勒也好、弗洛伊德也好，均为深谙人类心灵和精神官能症的犹太人，具有磁性的超强精神包容力，这种品性奠定了施尼兹勒其人其文的风格，也奠定了彼得·盖伊本部学术著作的风格。
二
关于布尔乔亚阶层的基本特色，作者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布尔乔亚人数庞大，意见分歧，对立强烈。”书中从财产、社会地位、事业领域各个角度阐述了这种阶级内部的多样的划分。布尔乔亚家庭在本书中被描述为“有苦有甜的家”，用“弑父心理”来解释家庭内部的精神张力，从社会关系的力学角度把握性爱、侵略性、焦虑心理等话题，从信仰、工作观念、文化艺术品位、私秘性几个方面，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心灵”。
彼得·盖伊充分肯定了十九世纪布尔乔亚在现代文化形成上的杰出贡献。布尔乔亚并不简单地只是前卫艺术家们的天敌和对立派，还是孕育后者的土壤。他们的品位漫无边际又不可预测，他们是无知的自知者，现代艺术的积极领会者。事实上，如暗夜的花影爬上栏杆，正是他们创造和奠定了现代生活的基本形态和秩序，“维多利亚时代人好比是把他们最好的东西留给了不知感激的后来世代”。布尔乔亚文化表现出高度的自律性。人是独立(或孤独)的个体，他以独立的姿态、面目、原则去跟人交际，包括性爱方面的交际。布尔乔亚具有深刻的内化的力量，比其他阶级、比历史上以往的人群更孤独，也更具有力量。交往中的严格的自律使他们形成相互主体性，并由此逐渐形成现代社会秩序和文化的基础。
当然，布尔乔亚的邪恶庸俗麻木亦是出了名的，在人类力量的极限之处，人性的丑陋弱点、双面性、自相矛盾性统统展露出来。但彼得·盖伊认为，这样说是运用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标准，即封建社会的标准去评价他们。他们具有与自身所属的社会和经济体系保持距离的能力、自我批判的能力，他们的活力让他们有勇气面对都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很明显，对布尔乔亚文化，彼得·盖伊持辩护态度，强调一己之深见，强调十九世纪布尔乔亚留给后世的财富、贡献，尤其是文化、生活方式上的深远影响。书中强调二十世纪文学艺术与十九世纪文化革新的渊源关系，而否定二十世纪的野蛮与十九世纪布尔乔亚的“邪恶、庸俗、冷漠”关联。作者指出，布尔乔亚终归是爱和平甚于暴力的，“历史不会要布尔乔亚为这场灾难负责的。但不管是谁把这场浩劫带给人类，世界以及中产阶级都将不会再是原来的样子”。
在中国，布尔乔亚是个载负过负面历史创伤的语词，尤其在革命精神高扬的年代。晚清诞生的民间洋务派，受到官方清流和民族主义者的弹劾、嘲讽；五四个性解放时代，新文化青年对其庸俗精神表示抗议；紧接着，布尔乔亚遭到左翼革命的文化批判，后随革命的发展成为斗争的对象。五十年代以后，布尔乔亚文化在中国已经完全成为一个负面称谓，从公开的社会生活中被剔除。而激进文化的极端高潮过后，现代城市文化又逐渐复苏乃至繁盛。
图:
《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美］彼得·盖伊著，梁永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