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
近日，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达·芬奇密码》全球公映，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票房都颇不俗。这部小说出版以来一直热销不衰，总销售量达到几千万册。小说甚至还掀起了“解密达·芬奇密码”的旅游热潮。
显然，这并非一部纯粹的悬疑小说，其巨大魅力在于书中相关宗教与历史文化叙述，比如“圣杯之谜”、郇山隐修会等等。特别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许多人便是从对小说故事情节着迷开始，进而激发了解西方宗教和历史文化的欲望。从这一点来看，《达·芬奇密码》无疑是文化和商业结合的成功典范。
这让我想起前些日子发生的“孔子PK章子怡”事件。这场争论始于对北大教授张颐武相关发言的误读。张氏的原话是“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实际上，张颐武讨论的是“文化出口”或“文化输出”，即如何借助商业力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张氏所谈的孔子、章子怡都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分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象征。
以《达·芬奇密码》反观“孔子PK章子怡”一事，可以看到，商业文化的传播力量确实不容小觑。虽说小说对基督教历史沿革的阐释与“正史”截然相反，但这正如钱币的两面，你要读懂“反面”的内容，离不开对“正面”的通晓。而在展开相关阅读的同时，也就踏上了西方历史文化的探索之旅。因此，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达·芬奇密码》无论如何不能被简约为一本畅销小说；同样的，“章子怡”也不能被概念化为大众娱乐明星。
回过头来说，有人对“章子怡”们抱有那么大的成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商业文化的偏见和歧视。这从“超女”节目不断遭到批判，也可以略见一斑。而《达·芬奇密码》在商业和文化上的巨大成功，相信对于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不无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