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柠
2006年5月下半月，北京东单北大街的协和医院门前，显得比平常更加拥挤，许多带着墨镜的人在鬼鬼祟祟地转悠，煽动着鼻翼嗅来嗅去，远看像“医托”，近看像侦探。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台地区）媒体的大批“狗仔队”，在等待香港（娘家是北京）的歌星王菲生孩子。
整整半个月，王菲在产房期待临盆，媒体在街道上痛苦待产。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但疑问依然存在。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陈腐的制造新闻的方式，与在新闻人物身上挖掘新闻相比，将非新闻人物变成新闻人物，才是媒体所要追求的理想。但是娱乐新闻与偶然性、突发性社会新闻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的重复特征，比如，不断重复的世界杯、奥斯卡、时装发布会、明星走光等等。重复是对“符号”的重新组合、重新包装。重复还是一种强迫症。这种间歇性抽风一样的重复，既符合受众的心理节奏，也符合媒体经济的再循环。
据说，为了获得这一新闻，每一位港台“狗仔队”需要花费10万元人民币。看上去成本很高，实际上公司（报社）的收益却可能远高于此———如果得到了独家新闻，就能提升报纸的竞争力，进而增加广告量。那么，在社会总体生产没有任何直接增加的前提下，关于明星隐私的新闻会给社会和公众带来哪些影响呢？首先是公众用于隐私消费的支出和眼球经济所导致的广告量增加。第二是大量记者蜂拥而至给东单北大街造成混乱的管理成本。第三是公众注意力由对社会事务的关注，转向对明星隐私的窥视而导致的变态好奇和情感冷漠，这是无法进行定量计算的项目，它被社会悄悄地消化掉了。而减低公司成本，增加社会成本，是资产者惯用的手法。
北京协和医院每天有那么多女性在生孩子，为什么“狗仔队”偏偏盯上了王菲呢？为什么“王菲生子”事件会成为众多媒体所期待的“新闻”呢？因为只有与“明星”相关的信息，才会无条件地成为有回报的信息，才能将信息生产的风险减到最低程度。所以，它的关键词不是“生孩子”，而是“明星”这个具有潜在新闻卖点的强势符号。大众媒体就是趋炎附势，强势大众媒体就是以强大经济优势为基础的强烈的趋炎附势。可见，“生孩子”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换句话说，媒体要报道的内容（何时何地生、顺产还是剖腹产等）本身并不重要，它的意义在“报道”这一媒介形式本身。
很多人都认为，追踪“王菲生子”事件的记者非常无聊，认为还有更多有意义的新闻值得采访、报道，将明星隐私作为新闻事件毫无意义。但是，这不过是个人的价值判断，并不能因此改变大众传播自身的逻辑。从信息接受者的角度看，大众媒体既要传播“坏消息”，也要传播“好消息”。但报道“坏消息”的成本非常高、风险非常大，不符合商品生产的逻辑。因此，从信息生产者的角度看，无所谓好与坏，只要是能够引起关注和消费的，并因此能够获利的信息，就值得生产和传播。可见，信息生产的逻辑，就是商品生产的逻辑，最终指向就是“利润”。
关键问题在于，信息生产的基础，是不是真正建立在“需求”之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有很多人（特别是王菲的发烧友）需要这些信息———想知道她生的孩子是不是像李亚鹏，因此具有“需求”的前提。其实我们根本无法论证公众是否真的有这种需求，也没有人向媒体“狗仔队”求助，希望他们侦探王菲的秘密。一切都是他们自作主张，这就是现代城市本质上的无序特征。
现代城市诞生了两种新奇事物———私人侦探和“狗仔队”，虽然都是提供秘密的，但“狗仔队”与他们的前辈（私人侦探）还是大不一样的。私人侦探是个人的代理人，从个人账户那儿获取报酬；而“狗仔队”俨然“公众”的代理人。他们自作主张地展开侦探工作，并横蛮无理地让你阅读、消费他们的侦探报告，并从社会总成本中名正言顺地获取利润。更重要的是，媒体挑起了人们刺探明星私人秘密的欲望，并将这种欲望转化为需求来进行符号生产。现在，公众已经无法判断，究竟是“我们”需要关于王菲生子的消息，还是关于王菲生子的信息需要“我们”。这就是大众媒体虚构现实的迷魂阵。
当然，如果所有的人都像我这样去冷静分析，那么这个世界就太无趣，生活就了无生机。媒体“狗仔队”的活跃，至少制造了一种很有“意义”的假相，它让我们在“意义”的长期裹胁下，从短暂“无意义”之中得以一丝喘息。
我由此想到另外一层意思，就是“王菲生子”事件对大陆娱乐新闻界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个思维角度搁置了这一事件本身有没有意义的、是不是低俗的质疑。首先，你是否有能力获取这些信息：什么时候生、在哪家医院生、生男还是生女、谁在陪伴她，能否获得第一张照片等等。最后，能否成功获取这些信息本身也不重要，而是在获取这些信息的过程中，香港“狗仔队”显示出了惊人的热情和耐心，盲目的职业操守，还有财大气粗的派头。面对的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尚且如此，假设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呢？比如战争、瘟疫、自然灾害，我们的记者在热情、耐心、气派上是否能够跟人家相比？这是一个疑问。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