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5月23日，是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4周年纪念日。借着这一契机，5月21日开始，“长征计划·延安”活动在延安举行，作为大型当代艺术活动“长征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这次机会，记者试图了解“长征计划”活动的来龙去脉，并通过对这一艺术活动的观察分析，窥探中国当代艺术新的发展走向。
缘起:长征是一笔最大的财富
作为长征计划的发起人、总策划人，卢杰早在1998年就开始在心中构思这一方案:“1998年，我在伦敦的时候，一个契机让我开始远距离地反思所拥有的资源。在异域生活中，我意识到中国传统里积极的艺术被西方认识了，但现代里面最积极的东西被认识的只有长征。”
卢杰说:“只有长征让人们抛开意识形态的简单判断，能够尊重它。这不仅来自于它的可歌可泣、英雄浪漫，也来自于它的方法论。它是人类历史上难得的、理想和现实冲突但又能结合在一起并且成功的一次。于是我意识到长征是一个最大的财富。”
同时，对当代艺术的批评性认识，使得卢杰开始在心中构思一个与传统展览不同的艺术计划。“我认为当代艺术都是职业化、专业化的，只有主题展、录像展等等这样的‘点’，没有线和面可以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割裂。”这时候，长征计划开始出现在卢杰心中。
通过大量的史料研究，并且在长征路上走了四次进行考察，卢杰将历史上的长征理解成20个主题，并确定了20个点，作为长征计划的路线。
过程:250名艺术家的红色之旅
长征计划刚开始叫“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2002年6月开始，当年，250名国内外艺术家重走长征路，从瑞金，经遵义，到丽江，过草地，到甘肃，最后到陕北，一共走了20站中的12站。沿途他们举办了几百个室内或露天画展、摄影展、雕塑展、永久性雕塑等，同时进行了民间艺术考察与整理、艺术演出、电影播映、视觉文化研讨会等种类丰富的艺术实践。
随后，长征计划队伍回到北京。“重走长征路结束后，我们把一路上遇到的动力、困惑、矛盾等很多问题带回来，真实地承认、讨论、思辩，并且呈现出来。到北京后我们开了几次‘批判会’，总结讨论我们遇到的问题。”卢杰说。
目前，长征计划以北京大山子798新艺术区为基地，已成为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艺术机构，总面积1600平方米，集大型展览、学术会议、艺术出版、艺术家访问计划等于一体。
意义:“打破圈子”的鲜活模式
关于长征计划的意义，卢杰认为，最主要就是“打破圈子”，他表示，长征计划这一活动希望使艺术超越当代艺术纯粹、狭隘的圈子，为艺术家的作品展示、传播提供一个公共的平台。“严格来说，长征计划的目的有两层:一个是提供一种鲜活的、流动的、扎根于民间色彩和地方生态的艺术创作和展示模式，以及艺术史和理论书写的跨媒体的新模式；另一个是重新面对和整理百年来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生活的经验。”卢杰说。
现在长征计划已在国际当代艺术界享有一定的声誉。卢杰介绍说，长征计划已参加过上海国际艺术双年展、法国里昂当代美术馆和广东美术馆联展、日本横滨国际艺术三年展、加拿大温哥华美术馆等国际重大展出，并计划将参加2006年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和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亚太三年展。
延安:长征计划的新起点
“长征计划·延安”是长征计划2006年最主要的一项活动，包括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作品展览、看场地和民间培训计划等几个层面的内容。其中，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是著名当代艺术家蔡国强发起的。“我很想为延安做点事情，经过延河的时候，我看到河水快干了，就想能不能做个作品，让延河水重新流一下，让延安的市民都看一下热闹。当然这是个又花钱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谈到发起延安教育座谈会的时候，蔡国强开玩笑地说:“所以我想既然做一些事情，发起一个艺术教育座谈会，对国内的艺术和艺术生态是很有意义的。”
“长征计划今天已经不像一开始那样线性发展，一站一站走。现在是每过一段时间，有个成熟的计划，就会去实施，是不定期的。这次时机非常好，我们也觉得很迫切，需要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能出现当代艺术热这么一个状态，举行这样一次活动，能够显示出长征的伟大。”卢杰说。
为期三天的座谈会汇聚了国内外艺术界、教育界的重要人物，如蔡国强、费大为、范迪安、李公明、罗中立、隋建国、许江、杨东平、郑圣天等。会议讨论了三个议题，包括中国当代艺术教育的现状、何为当代艺术教育、如何开展当代艺术教育等。
“这次有26个作品进行展示，其中有十六七个作品是来现场实施的。另外‘看场地’也是一个重要内容，也就是体验生活。”卢杰说:“包括在座谈会上发言、听别人发言的，看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实施自己的作品，甚至就算有人来看了之后觉得不想参加，都是‘看场地’。”
对于此次活动定在延安，卢杰说:“对历史上的长征，延安不是一个结束的地方，而是一个到达地，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新中国的一切都从这里开始。这对我们有一个隐喻和象征的意义。”
策展:生活就是艺术展览
卢杰这种不同以往的策展方式，在今后很可能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转型的范例。蔡国强提出，当代的美术馆是艺术的“一座坟墓”，只有炸开这座坟墓，才能取得当代艺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长征计划·延安”，这个活动一开始就给人难以定义的感觉，包含了座谈会、作品展、民间计划等好几个方面的内容，但又不仅仅是这些内容的简单组合体。这些内容相互之间都有紧密关联，从学术层面、艺术层面和民间实践层面组成延安活动一个有机的整体。与传统意义上的美术馆双年展等主题展览是有很大不同的:后者仅是一个平面的效果展示，而前者是一个立体的空间，同时也成为整个长征计划中的一个点。这种环环相扣、庞大丰厚的组织形态，是延安活动乃至整个“长征计划”的特点。
除此之外，“突破圈子”也是长征计划的重要精神，首先是突破体制内外的局限。这次活动邀请到的，有海外的著名艺术家、策展人，比如蔡国强、费大为，有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有国内重要美术学院的院长如许江、罗中立，有国家文化部门的官员，还有大批当代艺术家。这些人分属于不同背景，卢杰作为“长征计划”的总策划人，为他们创造了“延安”这么一个共同的语境。这对以前总是游离于体制外、特立独行的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使得整个活动和具体的艺术作品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至少获得一定的安全性。做到这一点，需要胸怀，更需要技巧。
另外，长征计划也突破了传统与当代的隔阂，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延川的剪纸调查活动。这个历时半年的活动在2004年进行，发动了100多名志愿者，把延川县18万人口普查了一遍，了解到有20％的女性还在沿袭剪纸这一传统艺术。这一活动当时受到各方面的质疑，不少人认为剪纸是传统艺术，不应该归在当代艺术里，但卢杰提出一个观点:“对剪纸这样的艺术形式来说，如果不给它当代身份，而将它当‘非物质遗产’去保护它，就是在杀死它。”他认为，剪纸是延川地区从古到今最主要的视觉和表达方式，一直是他们最“当代”的东西。目前这个剪纸普查已进入上海双年展、台北双年展、温哥华美术馆巡回展等著名美术馆展览，并且进入威尼斯圣保罗双年展。
作为一个策展人，卢杰策划“长征计划”，表现出与传统策展不同的理念和思路。他突破传统美术馆的局限，通过建立长征这个平台，巧妙地整合利用了各方面的公共资源，用一个计划的方式把一个艺术活动，甚至国内当代艺术市场托起来，从而不仅在艺术上，也在学术、商业、社会效应上获得成功。而且这种成功带有可复制性，比如延川剪纸调查，完全可以复制成苗族蜡染调查等等。卢杰这种不同以往的策展方式，在今后很可能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转型的范例。蔡国强已提出，当代的美术馆是艺术的“一座坟墓”，只有炸开这座坟墓才能取得当代艺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但作为一个新事物、新方式，“长征计划”也明显表露出其问题所在。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将“长征”这一概念过分突出，而具体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独立性被弱化。不少长征中的艺术作品，只能在这一特定语境下才有意义。
比如，一件名为《微型长征》的作品，艺术家将“长征计划”行走的路线包括整幅中国地图文在本人的后背。这件作品在长征计划这个语境下令人印象深刻，但如果脱离了这一语境，则只能说是一个普通的文身图案，失去了本来意义，这个时候的艺术家只能沦为艺术活动中的一个符号。
另外，由于是在野外而不是在美术馆里创作、展示作品，很多作品难免显得简单、粗糙。这除了受艺术家个人能力高低影响外，也是这种策展方式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所在。
艺术家:从自娱自乐到社会关怀
一直以来，中国的当代艺术、行为艺术有相当明显的小圈子特点。艺术家们创作作品，更多地只在乎圈内人的评价，甚少有到圈外去搞创作的行动。这使得国人对当代艺术所知甚少，也少有好感。
中国当代艺术，特别是行为艺术，向来给人以小众化的印象。怪诞、离经叛道、哗众取宠，是很多人对行为艺术的第一印象，使得大众对行为艺术不理解、不接受。这其中有普通大众接受水平局限的问题，但与行为艺术家不重视与社会的沟通有一定的关系。一直以来，中国的当代艺术、行为艺术有相当明显的小圈子特点，这使得国人对当代艺术所知甚少，也少有好感。“长征计划”一个可喜的变化，或许就在于让人看到了当代艺术界风气转变的苗头。不少艺术家在长征旅途中，向边远山村的人们展示作品，组织人们参与创作作品，并且自觉地开始实践“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北京艺术家陈少峰花费了十年时间，断断续续在陕北等地的农村进行“互画”的创作，即请一位普通群众和他互画人头像，从而成为一套两幅的作品。至今陈少峰已经创作完成了近千套的作品，包括写生和油画。“我请的都是没有绘画背景的群众，但他们的画更加能够体现精神、情感和本能，更反映人的内在真实想法。”陈少峰说，“很多人一开始很排斥，但只要被尊重、被鼓励，基本都能拿起画笔，不少人可能是这辈子唯一地认真画一幅画。我是用一个社会学的观念做作品，其实结果是大致可预料的，但过程非常有意思。”
与此同时，有的艺术家已经走得更远。他们开始有意识地为社会做出实事。来自纽约的华裔艺术家马文，在延安的几天里完成了一个作品《延安改字工程》，把延安各个景点的英文说明牌上的错误一一改正。她一共找到了200多处错误，都一一指出并写上正确译法，既成为自己一个作品，又给延安当地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实事。
上文提到的延川剪纸调查，马上也将开始一个后续性的计划，就是用三年时间给延川县剪纸的妇女办培训班，让她们理解剪纸这项艺术，并且教她们怎么教身边的小孩。“在当地来说，剪纸是最好的美术教学手段，比什么美术理论都管用。而且延川经济相对落后，严重缺乏小学美术老师，培训这些婆姨当小学美术老师，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卢杰说。这时候，艺术家已经更像是社会工作者了。
当然，社会对艺术家的回馈并不全是感动和热情，也有不理解、不配合。马文为了她的改字工程，花了近一天的时间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负责人磋商，因为该负责人认为，她把纪念馆说明中的错误公布于众，令他们蒙羞，不同意她继续展示作品。到最后，马文请出国家文化部的领导，才说服该负责人接受这种做法。
对于艺术家来说，开始走出圈子、走出美术馆，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挑战。以往的美术馆展览，都能给参展艺术家提供很好的展览条件，艺术家们只管实施创作构想就可以了。但在“长征计划”这种活动中，能够给艺术家提供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可能连最基本的场地、人员都需要艺术家自己想办法。这对艺术家的理念和实践能力都是一个考验。
北京艺术家王书刚，原准备以延安宝塔创作一个作品，内容包括在晚上用红色的射灯将宝塔映红。虽然通过种种努力，这个作品最终还是流产了。这给艺术家们提出一个新的命题:如何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短时间内完成创作？
在这次延安活动中，舒勇的《延安5月23日》是将群众参与性发挥得最好的作品。舒勇最初的想法是在宝塔山前吹泡泡，用泡泡这种中性、略带讽刺色彩的东西表达情感。在两天的准备时间里，他和大桥秧歌队、延安中学、旅游局都做了有效的沟通，最终拉起一支400人的队伍，老年人扭秧歌，学生们吹泡泡，以及无数围观尾随的观众，敲锣打鼓从延河边的广场一路浩浩荡荡走到宝塔山顶，带有某种庄重的仪式感，在现实和荒诞之间激活了延安人的热情。对于延安市民来说，这次作品更像是一次热闹的节日活动。所有的人员都是义务的，场地也是免费的。卢杰评价舒勇是“群众运动专家”。
专题撰文:本报记者黄长怡
图:
陈少峰与观众在“互画”创作。
舒勇的《延安5月23日》，他带领延安百姓在宝塔山前吹泡泡。对于艺术家来说，走出圈子、走出美术馆，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挑战。
黄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