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观察
对于人文杂志、生活期刊来讲，什么样的品质最重要？什么样的采编方式最重要？是煽情、偏见、媚俗？还是努力发现并记录细节、并把行文者的真诚与智慧建立在细节之上？在利益的催逼下，期刊杂志的取向越来越受资本流向的影响，一些本该是办刊常识的问题往往被忽视了，市道不好、“揾食”艰难成为回避常识的理由，常识被忽视，缺乏培养读者
的勇气与智慧，刊物的质素自然是每况愈下。看一看某些想要在引资与媚俗之间左右逢源的期刊杂志，都变成什么样了——牛皮哄哄热闹非凡，只要网上闹得凶的事儿都能上它们的头版头条，但凡“万人追斩”或者“万人泄欲”之琐事，都能让它们“义愤填膺”并“揭竿而起”，报道网络“万人缉凶”之事件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某些报道者常常自诩为大众代言人，动不动就弄个拳头、弄套军装贴在封面来个图文示威，把平面杂志期刊办得像插满各色旗帜的网络论坛，按照这种办刊模式，不难推算出这样的文字公式:群氓＋愤怒＋大声＋暴力＋煽情=“力量”=广告收入=营利或暴发。至于媒体道德范式下的超越、同情、中立，以及追求真相的使命，则通通忽略不计，利益才是它们的原旨基因。
当然，身处群氓时代，期刊杂志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辛酸，说它们因生存而字字皆汗、声声有泪绝不过分，但这不成其为开脱“原罪”的理由。相形之下，我格外看重那些注重细节考据、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同情之心超越立场的人文杂志与生活期刊，比如说《书屋》、《天涯》、《读书》、《凤凰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艺术世界》等，很多时候，他们把对事件的判断力给了读者、评论者，而把对事件的情绪留在了自己的内心，情绪可以轻易地煽动人心，但唯有考据过的细节才能真正说服人心，尤其是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我在如下的文章中，真切感受到了细节的力量——
“1976－2006明星改朝换代”是《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5月21日)“回望三十年”系列报道之一，从1976年的施光南到2005年的李宇春，采写者表现出有智慧的文字克制，他们有真诚的立场，也有细节的发现与考据:《乡恋》被定性为“黄色歌曲”，采写者抓住了这个话语细节——“这么大的共产党，怎么可能让我一首歌就给唱垮了呢？”(1980李谷一)不需要文学修辞出面，存在的荒诞与历史的吊诡已不言而喻；1987年，他们选择了那个唱《血染的风采》的徐良，缺乏战争经验，意外中枪，徐良成为一个被社会惯坏的孩子，“英雄桂冠太沉重”，对英雄的同情隐含于细节之中；即便是玉米太熟悉的李宇春(2005)，采写者也能从中抓出让玉米们陌生的细节，“其实，重要的不是李宇春，而是李宇春背后那股让长者们感到完全陌生的，虎虎有生气的力量”。
《文物归还的“原罪”难题》(杨晓涡，《凤凰周刊》2006年5月15日)从历史、法律、现实三个层面入手，去解释为什么文物归还的“原罪”难以澄清:文物流出有非法与合法之分(历史角度)；“当你要离开时，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珍贵收藏原来并不完全属于你。因为，它们不可能和你在一起”(法律角度)；国内媒体对国外博物馆提出的“公共服务”概念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一味地纵容“以国家之名”(现实角度)。不了解细节，所以常常闹笑话、情绪先行，“抒情业”因而过度发达。面对历史，我们缺乏的是对细节的考据，热衷于大而化之的结论，教科书不会写上林则徐如何陷入鸦片陷阱(由没收私商鸦片演变为没收英政府财物)，教科书也不会写上琦善对今天的香港来讲意味着什么……我们无法指望那些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会去澄清近现代的历史细节，但起码我们还能从某些人文杂志中追寻历史的蛛丝蚂迹，常识与真相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艰难地被捍卫，细节包含了伟大的同情。
《天涯》的“民间语文”栏目一向值得称道，2006年第3期收入《1980年代大学生书信》，读完J的书信，才会真切感受到什么叫“时代的烙印”，社会主义哲学对青年们的召唤魔力不亚于今天名利场对学子们的召唤力。缪哲在《艺术史中的文献与“家法”》(《读书》第5期)一文对过度阐释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考据学术细节，需要老实认真的学究(非贬义)。考据细节，是对空想与过度抒情的节制，理性的光芒，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堕落的急促与失控。
为什么有些杂志期刊办得尤如网络BBS？以挑逗为己任？撇开专业操守不计，对细节毫无把握力是重要原因。他们缺乏厘清事实的欲望与能力，在细节问题上“王顾左右而言他”，拼了命地“以情动人”，以情感填补细节之无知。过度发达的“抒情业”后面，站立的必定是无知的人群，“文革”时期的情“开到荼靡”，“文革”之后，才惊觉何等无知。对于事件的报道，尊重真实细节远比过度抒情要有力度，对细节的发现比文学修辞更有力量。
胡传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