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世界是否如此迷人
《街头文化》探讨下层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复杂的街头角力，以历史叙事的笔法重构消失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且不乏现实的关怀
归马雷(特约书评人)
王笛关于一百多年前内陆城市成都的历史研究著作是在2003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换言之，这本《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乃是诞生于西方学术氛围里，从作者的学术训练、研究方式以及叙述方式都带有强烈的西方学术著作的特点，进而言之，它与近20年来为中国人所知的研究中国(包括中国人)的西方学术著作是一脉相承，是神似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扬弃大历史的叙述，而着迷于地域与社会结构分解下的细部观察，我们所熟悉的史景迁、魏斐德等人，都把对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作为负笈美国的中国学者，王笛走向“历史叙事”道路实属正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得以一窥在冷静与理性的学术研究背后，在对一百多年来消失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的文字重建中，作者笔下的一份现实关怀和激越之情。当2003年《街头文化》出版之后，《太平洋事务》杂志有书评指出，“王笛为成都失去传统的街头文化而惋惜，但值得怀疑的是，所失去的世界是否像王笛所描述的那么迷人”。作为历史学者，十年前王笛以研究地方精英为出发点，写出了《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而十年之后，《街头文化》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下层民众，这或许是那份招人怀疑的激情原因所在。但作者亦坦承，十年间的两本著作，“反映了我的学术兴趣、学术观念、学术方法极大的转变”。
这些既表明了作者对《街头文化》的写法，也预示了读者的读法。
茶馆里的卑微灵魂:你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声音
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最为著名的学术著作是《街角社会》，研究波士顿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不法帮派组织。这部出版于1943年的书固然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半个多世纪以来被奉为社会学方面的经典之作，然而十多年前也有学者批评怀特的研究方法(他以一个实证者的身份写了这部著作)。相比之下，历史学遭遇的障碍似乎并不比这要少，如前所述，历史研究的视角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不再是宏大的历史事件的叙事，也不是单一的政治或者经济历史的局限性研究，而是方法交叉甚多，且材料所用日渐繁琐细致。当我们读到怀特以亲历者的身份勾勒科纳维尔街上的人们时，那叙述就是历史，而当我们进入1870－1930年的内陆城市成都时，遭遇的是史学的问题:将如何重新构建这个城市？或者说，将以何种手法向读者描述——同时也是解释一个全新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王笛采取了从街头、从下层民众入手的方式，进而将“街头文化”这个混杂了政治角力、经济关系、文化生态在内的课题全面展开，才能跃过这个障碍，让人信服。
如果我们从一个学术名词“晚期中华帝国”的时间推断开始，那么关于街头，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场所。从清末民初开始，“变革”与“革命”两个词就占据了历史的舞台，成为重要的母题，而近代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剧目，无不与街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于王笛笔下的成都而言，街头是这样一个历史舞台，几乎容纳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存在，但要首先着手于它所承载的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该书第一部)，其次才能从日常生活的内容，来叙述下层民众与地方精英、国家权力这三者之间的冲突、控制，才能将普通的街头事件与公共决策联系起来。着眼于下层民众，势必从原始材料中进行鉴别与选择，因为保存下来的文字资料基本上都是地方精英的手笔，街头文化的内涵有很大部分是属于地方精英的“功劳”。在他们笔下，下层民众是没有自己的声音的，在后者那里，只有街头这样的空间可以展示他们的不满与愤怒，抗争与胜利。这一切都会在不是由他们“话事”的文字史料中曲折表现。王笛大量选择地方精英如办警察的周善培的政策、改革派人物傅崇矩的报纸以及民初文学家如李颉人的小说，“打倒孔家店老英雄”吴虞的晚年日记等等材料，此外也集中研究了清末民初的外国人所写的游记、论文，还有摄影图片，这些都生动地展现了街头文化的丰富内容。这其中最为直接有效的一部分属于成都的茶馆，这是下层民众的核心，也是“街头文化”的核心，该书138页两张成都茶馆的照片，相隔半个多世纪以上，但是除了人物、服装不同外，面容、器具以及喝茶聊天的形式几乎完全没有变化。或者可以说，成都茶馆一直就是这些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片土地上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意无意继承了传统色彩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智慧。所以细化研究茶馆是该书一个突出的部分(同时也是王笛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对茶馆的研究，其实也是在研究这些没有权利发出声音的人是如何把属于自己群体的声音发散出去，且影响地方精英们的决策。
必须指出，在成都这个古老的内陆城市，涉及本书研究的时间段里(1870－1930)，大部分时间属于自治时期。有清一代，整个城市的官方控制相当有限，保甲制度下知县并不介入社区事务，成都直到1928年才正式成立了市政府。换句话说，在这个研究时期内，成都的公共决策、公共权力的分配，都与公共空间(街头)有着莫大的关系。一切前因后果都在街上上演。《街头文化》的优点就在于，它厘清了下层民众、地方精英和后来的国家权力三者之间的合作、斗争、摩擦等等关系，最终为我们摸清历史中“改良”与“革命”的脉络所在。像书中提到的如地方精英通过办报纸等形式讽喻下层民众，对于一切陋习(主要集中在下层民众身上)的严厉批评，对于发达、自强的渴望心理，并非一个地方性的表现。而在社会变革之时，地方精英联手下层民众的反抗(如清末的保路运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误导问题，更不是简单地归结为现代化进程问题。诚然，王笛对于这个话题不无商榷之意，但是他始终将发生的故事定于事出有因的框架之内，始终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现实的问题，尽管王笛对于传统世界的消失不乏遗憾，但严格地说这份关切并未取代理性的学术分析。
寻找大卫·格拉汉姆:一个与学术品质有关的话题
《街角社会》再版时，怀特收录了一篇演讲稿，《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这位演讲者证明了他在怀特这本书的帮助下，从一个科纳维尔街的小混混转变为出色的城市精英(而不是科里昂集团的一员更不是成为科里昂)。这个浪子回头的个案解答了一部社会学的现实影响。而对于《街头社会》来讲，它的影响是来自历史的影响，比如王笛比较1920年代大卫·格拉汉姆收集的一张年画与他自己2002年在成都买到的年画只有非常细微的差别，又如在保路运动期间，成都一位普通轿夫捐出他的血汗钱说:“苦力也是公民。”传统的东西并未全部消失，而不少历史存在则依然闪光。《街头文化》深入社会事件的分析方法至少有助于分清现实中所赋予成都的“休闲”、“成都，××××遗忘”的喧哗，破除现实生活中某些大行其道的虚妄与神话。城市建设与城市文化的保护，在还原与对照之下，分清何种为时代所沉淀，何种为现实所应当提炼，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现实。
王笛在本书的中文版自序中提到一段插曲。《街头文化》英文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前，有着一系列严格的学术著作出版规定需要履行，包括书中用到的资料来源和版权问题。因为书中有三幅插图不具备上述资格，王笛必须找到图片拥有者大卫·格拉汉姆，后者于1916年－1926年间在四川作田野调查时收集到的民俗画对此书来讲重要异常。各种途径用尽，终于找到了大卫·格拉汉姆的后人，取得了图片的授权。也是这次寻找，王笛“结识”了这位大卫·格拉汉姆，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葛维汉，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华西大学博物馆当馆长，1934年，由他牵头组织了最早的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
对于《街头文化》这本书而言，“寻找大卫·格拉汉姆”的确像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而当我们谈论它时，则又容易走上大讲简单道理甚至标榜道德标兵的一面。但无论如何，在使这种“笨力气”的人不多的今天，在读者动辄遭遇“鉴于引文过于繁琐”而引用不全或者一概不引的今天，尤其是缺乏学术规范的今天，这段插曲无疑具有最好的现实。虽然，这似乎是抹杀了《街头文化》在历史学上、在学术品种上的巨大影响和应有的意义，但毕竟后者的见效需要时间——这样的研究尤其需要时间。
访谈
南方都市报:《街头文化》的副标题是“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能否谈谈是什么契机促使你着手这一细微课题的？
王笛:成都是我的家乡，我在那里出生、读书、工作，一直到1991年赴美，可以说我是在成都的文化氛围中蕴育成长的。
这本书是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试图从比较微观的角度，来考察研究的对象。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因此，整个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王将相、英雄以及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有关民族－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我们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费上那些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上，生恐这样便降低了我们历史研究的意义。其实，难道我们不认为每天的日常生活，较之突发的政治事件，更贴近我们的命运吗？
南方都市报:在中文版自序中，你说“虽然本书是研究过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但我却有着现实的关怀”，这种“现实的关怀”是否《街头文化》一书的主要目的？您写这本书想传达出中国城市历史研究的什么理念？
王笛:虽然我到美国已经十多年了，但几乎每年都回国，每次回国，都强烈感受到中国城市的面貌在发生剧变，变得更繁荣和现代化了。当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的证明，但同时也有某种担忧。就在这一派繁荣的同时，一个个古代的城市就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一天天消失了。现在，我们从南到北旅行，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县城，格局几乎是大同小异，中国城市过去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形成的各自的城市外观和特点，幸存无多或几乎不复存在。我只好通过这本书从一个侧面来重构这个已经消失的城市，来寄托对这个古都的怀念。
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对过去城市现代化问题进行反思。现代化带给人们的积极结果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我们对现代化过程中失掉了什么却并不清楚，特别是我们不关心一般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在社会的剧变中到底得到了多大的利益，因为我们的眼光总是焦距在近代改良、革命等那些显示“进步”的方方面面。我们忽视了这样的问题:尽管领导现代化的精英们经常可以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但精英和民众的诉求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且事实上现代化也是经常以牺牲一般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这个研究仅仅是从人民使用公共空间这一方面来具体分析下层民众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实际上也力图说明，我们在文化上究竟得到了什么，同时又失掉了什么。
本报记者戴新伟
图: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王笛著，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33.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