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成(1898年—1981年):广东中山人，广东音乐作曲家，演奏家。20世纪20年代便已蜚声乐坛，30年代他首创钢丝二胡(即高胡)，并采用两腿夹琴筒的演奏方法，使高胡成为广东音乐中独特的主奏乐器。吕文成一生创作发表的广东音乐作品有一百多首，包括《平湖秋月》、《步步高》等，其作品不仅具有浓郁的传统的广东音乐风格，又吸收了西洋音乐的优点，曲调优美流畅，节奏生动活泼。
萧友梅(1884年—1940年):广东中山市人，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先后留学日本、德国，1927年筹建并主持我国第一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国立音乐院，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事业。其发表于1922年的《问》是我国早期艺术歌曲创作的一首代表作。
郑君里(1911年－1969年):广东中山人，电影导演。曾做过演员，1946年后任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导演，与蔡楚生合导《一江春水向东流》，五十年代又导演了《枯木逢春》与《林则徐》、《聂耳》等。1995年他被评选为“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导演奖”。
阮玲玉(1910年—1935年):广东中山人，电影明星。1921年考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始进入电影界，先后主演了《故都春梦》等29部影片。在拍完《新女性》后，阮玲玉写下“人言可畏”四字遗书，于1935年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年仅25岁。
公共艺术作品挖掘本土的文化资源，是一种很有效的公共文化建构方式，通过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从而顺利融入到本土传统文化中去，这是许多当代艺术家正在不约而同达成的一个共识。事实上，国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追求在本土语境中进行艺术创作，并出现了一些成功的公共艺术作品。记者了解到，著名雕塑家黎明教授为中山创作的雕塑作品“艺术四杰”，正是其中一个为艺术界与公众所公认的成功作品。
广东中山文化底蕴丰厚，名人辈出，如今，许多人去中山，将会认识到之前并不为人所熟知的中山“艺术四杰”:一代影后阮玲玉、粤乐鼻祖吕文成、音乐教育家萧友梅、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四位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光辉名字的中山籍名人，以一组大头像雕塑的形式出现在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堂墙壁上。雕塑全长20米、高1.5米，重20吨，浮雕般的起伏厚度高达1.2米。在他们含笑的脸庞边，斑驳的青石板上刻着近代传媒对他们成就的报道。
其实不仅是外地人，中山本地人也并非人人都知道这四位杰出人物是中山老乡，因此创作者特意在头像旁刻注铭文，介绍他们的身份和成就，以及乡居旧址。这里成了中山人和来中山的人都会拜访的一个特殊景观。
“我自己最满意的就是这四个大头像的构思”，《艺坛四杰》的创作者——著名雕塑家、广州美术学院院长黎明教授说。四个轮廓分明的头像，配合旁边的铭文，以及充满历史感的青石板和报章字样，一眼看去，观众很容易就被吸引和震撼。中山人的风貌也鲜明自然地表达出来。
从浅浮雕到大头像
2005年6月，黎明接到邀请，为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大堂设计一组浮雕，而11月博鳌亚洲论坛2005国际文化产业会议要在这里召开，给雕塑家创作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中山方面提供了四位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阮玲玉、吕文成、萧友梅和郑君里作为雕塑对象。开始有人设想，可否做一组像《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叙事性的浅浮雕？然而，这是一般大堂浮雕的普遍做法，整体感觉平淡且无多大新意。
经过现场考察，黎明很快有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叙事性的内容更适于绘画，不能体现雕塑简明突出的特点，而且当时中山文化艺术中心的设计风格是简洁明亮的浅色调，墙身石面非常光滑，如果再用细腻的汉白玉材质做浅浮雕，显然最后的效果会很弱。
经过反复考量，黎明与合作者、电子科大中山学院教师郑泽辉决定，不做叙事性雕塑，改做集中表现人物神情风貌的头像雕塑。黎明认为，如同摄影的特写一样，头像将更加集中反映人物各具性格特征的艺术风采。
但如何表现人物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于这“四杰”，可供选择的形象都实在太多。如果按常规来表现，结果就是“内容可能会很复杂，不够鲜明有力”。四个大头像的构思于是产生了。在这个雕塑里，一切都被简化了，剩下的只有四个体积巨大、风格鲜明的头像。为了突出效果，不仅做高浮雕，而且放弃汉白玉材质，改用花岗岩材质，“要通过一系列对比，如粗糙和光滑，凹凸与平整，古朴与现代的对比，来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
“公共艺术作品如果能够挖掘本土的文化资源，是一种很有效的公共文化建构方式”，美术评论家李公明说，当代居民对于文化传统的了解、记忆、传承有赖于各种公共舆论与文化氛围，在当代各国的文化发展策略中这是很被关注的一种文化维度。
李公明认为，“在当代公共艺术的多元纷呈格局中，黎明教授一贯坚持的挖掘本土文化资源、贴近人民大众、打造艺术精品的艺术创作精神在这组音乐厅雕塑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青石板上走出的“艺坛四杰”
孤零零的头像并不能体现出历史感和文化风格来。顺着肌理、材质对比的思路，黎明和郑泽辉很快就想到了青石，青石板，青石板路，榕树，榕树根……这些在中山很常见的、有几百年历史的青石板路面和大榕树，最能够突出浓郁的地方风情，使人物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背景有机地融为一体。
“可以想象，‘四杰’当年就是从青石板的路面走出中山，现在家乡人民又用这条路来迎接他们回来”，黎明说，路面上历经岁月留下的裂纹，又预示着这些杰出人物生活道路的崎岖坎坷。榕树根则有乡土之根、文化之根的“寻根”意味。
整件作品的基本元素由此才最终确立下来:由神态各异的人物头像、蜿蜒的青石板路、沧桑的榕树根以及介绍文字等元素组成。
“虽然人工也可做出十分逼真的青石板，但却不能最原汁原味地表现当年的历史遗迹以及古往今来的沧桑感。”为了获得最佳效果，黎明和合作者决定用直接现场翻制的方式，用胶膜和石膏翻制来取得青石板和榕树根的表面肌理，然后移植到作品所需要的部位，强调几百年所形成的岁月痕迹、历史沧桑感。
要素确定了，还要考虑如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整幅浮雕的起伏节奏、疏密、厚薄、高低、大小、朝向、对比等形式美法则的问题，不断营造沧桑、崎岖、坎坷的气氛，充分表现出作者颇具现代眼光的大胆取舍。
首先是利用高低起伏，自然断裂的形态将“四杰”分布在大小不一的四块里，使每块既独立，又有联系，相互穿插，自然过渡。
对“四杰”生平的介绍性文字，则采用精致的铜版蚀刻，四块铜版平行、整齐地分布在“四杰”的头像附近，对整幅作品起到了统一、稳定的作用。铜版上蚀刻的是简体文字，与当年报刊的繁体文字形成对比，也形成了现代与历史的对比。
字迹斑驳的民国日报
在每个头像旁边，还斑驳地雕刻着各自的“历史记录”，即当年四位杰出艺人在鼎盛时期传媒对他们的报道，如阮玲玉主演的《野草兰花》放映时，中国的第一张报纸上海《申报》的报道:“中国第一部配音唱歌有声片，阮玲玉女士开口第一声，今日起日夜开映北京大戏院。”吕文成头像边刻的是:“吕公，乐府之雄，精娴音律，造极登峰……”萧友梅头像边是《民国日报》的报道:“首先创立一音乐院……筹备专员，为音乐专家萧友梅博士”。对郑君里导演的《乌鸦与麻雀》的媒体报道则是:“以它具有的世界水准成为中国电影的杰作之一。”
这些字迹都有些斑驳，是故意做出的效果。“并非字字清晰，有些字还看不清楚，这是特意制作出这种效果，表现历史感的。”郑泽辉解释道。除此之外，他们还为每一个人加入各自的行业符号，如阮玲玉的电影胶片、吕文成的高胡、萧友梅作为教育家的眼镜和围巾、郑君里的电影摄影机等。对于“四杰”的成就，历史早有定论，直接将这些文字隽刻上去，既有历史感，又显得客观真实。
在这背后，是两位创作人辛苦的资料收集工作。他们通过网络、博物馆、图书馆特藏部等途径收集了大量关于“四杰”的文献图片资料，甚至找到了当年的《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等媒体宣传评价“四杰”的原件，并做了复印。不仅是原文，他们还决定将当年报刊的残缺版面及繁体字也直接移植到浮雕的背景上，以强化其时代感，突出时代背景。
“应该说，作品中最后呈现的”四杰“形象是既忠实于原型，又体现了我们对‘四杰’的理解和把握。”黎明说，他们是综合了每个人物不同年龄段的一些特征，经过反复阅读“四杰”的生平资料，最后重点选择能体现“四杰”各自精神风貌的典型造型元素加以创作。
美术评论家李公明认为，《艺坛四杰》具有恢宏的气势，人物塑造形神兼备，再加上在每位杰出艺术家旁边加上了文字说明，这些都使它既具有艺术的观赏性同时也具有知识普及的作用。因此这个雕塑已经成为一种重新唤起中山居民文化记忆的公共舆论。
《艺坛四杰》的作者在这种追寻文化记忆，呈现给受众的艺术实践中，走出了成功的一步。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田志凌
本版图片由创作者提供
图:
①青石板、榕树根，这里有浓郁的地方风情。
②创作者黎明、郑泽辉。
③将当年报刊的残缺版面直接移植到浮雕的背景中，有强烈的时代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