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是否道义缺席”系列讨论
□谢有顺
“文学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并非思想和道义上的匮乏，这不过是一种外面的症候，真正的问题并不在外面，而是在作家的心灵之中——对作家来说，心灵和思想是完全不
同的两个概念。一切的文学迷误，其实都因为作家的心灵遇到了困难。如果对文学失去了基本的信念，对语言失去了敬畏，对精神失去了起码的追索的勇气，对灵魂失去了与之一同悲伤、一同欢乐的诚实，又怎能奢谈写出更大、更有力量的作品呢？”
不久前，“思想界”的一些学者，在武汉作家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学术讨论会上，集体指责当下中国文学脱离真切的社会现实、脱离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认为现在的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缺乏道德承担的勇气——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而认为，当代主流文学是没有希望的。这样一些论断，很快获得了一些人的响应，同时也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质疑。
也有不少人来问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要对庞杂的文学现场作出一个清晰、准确的描述，是非常困难的。我理解那几个学者说话的基点，他们是要表明对一种文学现状的失望，因为相比于如此沉重、严峻的现实而言，当代的文学写作，大体而言，未免显得过于轻飘而乏力了。——这样的认识，未必全面，却有一定的针对性。只是，这些学者对文学的针砭，道理上可能都是对的，但面对具体的文本时，很多观点就要重新作出阐释了。比如，说文学缺乏思想，但什么是思想？文学的核心价值是艺术还是思想？说文学缺乏道义上的承担，但什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义？承担了道义的作家就一定比不承担道义的作家伟大？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文学的意义空间是多解的，甚至是无解的，暧昧、模糊、对世界的矛盾感受，可能才是文学的基本精神，单一的、可以形成思想结论的那些东西，反而会窒息文学本身。因此，探讨文学问题时，首先要把文学放在文学的语境里观察——它首先必须是文学，是好的文学，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要求作家有更多的思想追求和精神承担。
警惕简化文学的思维方式
应该看到，在任何时代，真正承担现实苦难、面对心灵责任的作家，总是少数——奢望所有的作家都成为勇敢的精神战士，从而“直面惨淡的人生”，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未必合理。拿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固然有以鲁迅、茅盾、巴金等人为代表的以心灵直接对抗现实的作家，但张爱玲写“阿妈她们的事”，梁实秋等人写闲适小品，沈从文写湘西风情，这些难道就不是文学？事实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文学。文学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它和现实、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面对现实，它既可以是一种直接、有力的介入，也可以是一种秘密、个人的表达，两种方式都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以一种文学来贬抑另一种文学的悲剧，在意识形态作主导的时代里是很常见的，今天我们重新讨论文学的现实责任的时候，仍需警惕这种简化文学的思维方式。
现在的一些人(包括一些学者)，出于对文学非常表面的认识，往往把一些浮在面上的东西，看做是文学的全部，这样得出的结论，未必合乎文学的实际。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承认，当下有些文学正在沦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自言自语，使得更为广大的现实生活、精神危机，得不到有效的表达。一些作家的良知是昏暗的，心灵是软弱的，他们的写作的确没有承担，更没有力量。文学的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出名的渴望，版税利益的最大化，正在成为支配文学写作的主要力量；文学正在丧失理想和激情，一个苍白、无力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尽管如此，我仍对文学存有希望，因为上面所说的，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相信，主流之外总会有另类，必然之中也还会有例外。今天，有太多的喧嚣、太多的炒作，太多消费文化的影响，在左右着整个的文学传播，以致很多人的文学口味都被这些喧嚣和泡沫弄坏了，他们都不知道何为真正的文学了。在这个消费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一提起文学，很多人以为就是那些炒得最热的作家和作品，其实不是。相反，还有很多创造性的文学，因为寂寞就被喧嚣遮蔽了。我们在批判一种软弱、无力的文学的同时，不要忘记还有很多有良知、有力量的文字沉潜在暗处，等待我们去发现——它们同样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之一。尤其是诗歌，有几个文学研究者、有几个所谓的思想者，真正了解其中的复杂状况？
文学有不同的“场”，很多的人，只注意发表在显赫刊物上的、出版之后引起公众关注的那部分文学，但是，更多具有独特品质的作品，不能进入大众的视野，甚至也不能进入专家的视野。今天，很多哪怕是非常活跃的专家和思想者，在对文学的了解和理解上，他们的视野和价值选择，其实和一般的公众大同小异，跟风者多，有独立判断的人，总是少数。可是，真正的文学所表达的恰恰不是社会的共识，不是“是非自有公论”，而是一种秘密的创造——这样的创造，甚至常常不能兼容于时代。因此，文学不是通过大多数人的意见来求证自己的价值的，相反，它是通过自己的差异和不同、通过自己的创造，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创造是文学的灵魂。与艺术上的创造比起来，所谓的思想和道义，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了。
因此，并不存在一种等待作家们去认领的思想和道义；作家的思想表达，不仅不能被这种先在的观念所左右，他甚至还要反抗这种观念奴役。但是，即便撇开思想的贫乏这样的指责，我们也必须承认，今天的文学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困境，它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真正的问题在作家心灵之中
以我个人的看法，文学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并非思想和道义上的匮乏，这不过是一种外面的症候，真正的问题并不在外面，而是在作家的心灵之中——对作家来说，心灵和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切的文学迷误，其实都因为作家的心灵遇到了困难。套用英国女作家维吉妮亚·伍尔芙的话说：“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们所以使我们感到苦恼，乃是因为他们不再坚持信念。”是啊，如果对文学失去了基本的信念，对语言失去了敬畏，对精神失去了起码的追索的勇气，对灵魂失去了与之一同悲伤、一同欢乐的诚实，又怎能奢谈写出更大、更有力量的作品呢？一些作家可以把自己的胡编乱造当作为时代代言，另一些作家则在哪怕最微小的利益面前忍气吞声，甚至丧失尊严，这些可能都是事实。然而，要救治这样一种文学病象，光喊一些空洞的口号是无济于事的，它必须从作家的心灵建设开始——一个无心的人，或者一个被屈辱的现实所奴役的心灵，肯定缺乏深入钻探人的精神世界的力量。今天的作家，需要向我们展现更多的信念和诚实。
这让我想起崔健的一句话。他说，摇滚的核心意义是愤怒，是反抗，是有感而发。文学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作家，之所以无法面对现实发言，以至于被屈辱的现实所奴役，原因就在于，作家对现在的境遇失去了愤怒，也丧失了反抗的立场。如同一个作家对过去失去了记忆，对未来失去了想象，会将存在带进暧昧之中一样，作家对现在若失去了愤怒，则会将写作带进软弱之中。愤怒，就是对现在的存在境遇表示不满，是一种拒绝与现实和解的姿态。在愤怒中，作家将看到现实的局限、苦难以及它所包含的内在危险性，他作品中的批判性和理想品格也由此建立起来。
不要逃避写作该承担的基本责任
可是，今天的一些作家，已经为自己的写作设置了许多精神的逃路，他们为自己不能进行一种有难度的写作，也准备了许多理由。所以，谈到心灵的责任，谈到愤怒和反抗，作家们基本回避。这并不是好事情。很多人都记得，在“五四”时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们对世界的认识，普遍走在时代的前列，那个时候，文学是思想的先声，许多的文化、思想争论，都从文学界发端，进而波及到其他领域的。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作家日益从主流现实中退场，日益丧失思想创新的能力，到现在，作家越来越成了一个平庸者的群体，在许多关键时刻，作家的声音往往都是缺席的。用韩少功的话说，“民众关心的，他们不关心。民众高兴的，他们不高兴。民众都看明白了的，他们还看不明白，总是别扭着。……以至于现在，最平庸的人没法在公司里干，但可以在作家协会里混。最愚蠢的话不是出自文盲的口，但可能出自作家之口。”这同样是严峻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界一些学者对文学现状的批评，也不失为一种善意的提醒。今天，当“有感而发”的文学越来越少、无病呻吟正在成为新的写作主流的时候，重申一种回到此在、关怀现实的写作传统，重申一种心灵承担的勇气，的确很有必要。
说到这里，我知道，很多作家都会以“写作是个人的事”为由，来逃避写作该承担的基本责任。“写作是个人的事”本是一句很好的话，但今天已经成了作家们放纵自己的借口。个人的事，如果不连于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精神空间，它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写作是个人的，但写作作为一种精神的事业，也是面对公共世界发言的。这二者并不矛盾。萨特在《文学是什么？》一书里说：“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当萨特说他是一个“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的作家时，他强调的就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性，这是萨特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存在之上，萨特没有忘记他还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他还有一个面对公共世界该如何担负责任、如何发言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这个说法比较平衡。个人创造是基础，然后，在个人创造的基础上面对世界发言，这是一个作家的理想境界。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苦难和眼泪还如此普遍，恶势力还如此强大，面对这些，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如果普遍沉默，拒绝担负写作在个人心灵中的责任，这样的写作，确实很难唤起别人的尊重。许多时候，写作不仅是用智慧来书写一些个人生活的经验和遭遇，更是要用作家内心的勇气去证明存在的不幸、残缺和死亡的意义，以及人里面还可能有的良知和希望。
◎谢有顺，文学批评家，著有《活在真实中》、《此时的事物》等。现居广州。插图：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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