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雪里埋
教授的学术自由，不仅意味着学术研究的自由、发表学术成果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在学校治理的自由。而现有的高校管理机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学术行政化，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合二为一。行政手段代替了学术竞争，学术逻辑让位行政思维，外部权力主导了教学资源的分配。如此体制下，遑论“学术自由”？
丹尼尔·贝尔(中文名贝淡宁)这位被西方学界公认为“社群主义的新生代代表人物”的加拿大籍政治学教授2004年来到清华。起初认为“来北京是个很大的挑战”，已做好“忍受政治上限制”的准备。然而，两年之后，他彻底改变了成见，认为“中国的学术自由让人吃惊”。(见6月7日《中国青年报》)
显然，贝淡宁先生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称赞是身体力行之后的由衷之言，而非恭维之语。说实话，他的“吃惊”，也让我备感“吃惊”。
首先，不得不说，贝淡宁之所以“吃惊”，就在于他本来对于中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比如，当有个学生邀请他参加清华的一个关于民主话题的沙龙，他马上联想到“这会不会是个陷阱”并断然拒绝；而当他听有个学生自我介绍是“中央党校”来的时，马上怀疑他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这样一个贝淡宁，当他耳闻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开放与进步，亲身感受了高校里边超乎他想象的“学术自由”氛围，会感到“吃惊”也就不难理解。
贝淡宁所讲的“学术自由”，更多的是相对于他曾有过的“新加坡经验”。当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时，系主任要看他的阅读书目，并告诉他“应该”多讲什么，少讲什么；当他在谈论政治上敏感的内容比如马克思时，课堂上就会来一些特别的人。而相比之下，在中国研究政治哲学更为自由，没有搞过什么教案审查，课堂讨论学生也很自由踊跃，这样的自由难免让贝淡宁喜出望外。
不得不说，贝淡宁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认识是流于表面的，而没有触摸到教育体制上的“不自由”。我想，至少他所谓的“学术自由”，罢招硕士研究生的贺卫方教授，闹出“德怀门丑闻”的朱苏力院长，以及愤而出走的清华教授陈丹青，都是难以苟同的。笔者认为，学术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是，高校的独立自主。即意味着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与政府权力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享受相当程度的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权利。在这个基础上，教授的学术自由，不仅意味着学术研究的自由、发表学术成果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在学校治理的自由。而现有的高校管理机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学术行政化，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合二为一。行政手段代替了学术竞争，学术逻辑让位行政思维，外部权力主导了教学资源的分配。如此体制下，遑论“学术自由”？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大概“学术自由”也是如此。而入乡随俗的贝淡宁，似乎对耳濡目染的“学术自由”非常满足，欣然接受。比如他不再保持牛津方式，“把对方撕成碎片”，他会像中国同行一样，在对方发言结束后委婉地“补充几句”。贝淡宁以此为“学术自由”，以至于乐不思蜀。他之所以“不识自由真面目”，大约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来源：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