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骏飞
有人问我，“粉丝”时代来临了，“钢丝”、“玉米”、“凉粉”们将会成长为什么？这些社会学意义上的“乌合之众”，会不会假借媒介权力之手，在文化事件中对我们施以比精英暴力更严重的“多数人的暴政”？
在书斋里，正统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在为如下议题焦虑：“粉丝”有逐渐成长为某种社会团体、具有很强社会力量的可能，这对于现有社会秩序来说，或许是一种不安定的力量。
的确，如前所说，内外因素的多重作用，导致了今天的“粉丝”和从前的拥趸有了很大区别——他们作为一个社群正在日渐崛起，而且日益主动参与着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此同时，也导致了“粉丝”作为一种文化信号正在被整个社会逐步放大。“粉丝”社群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具有了社会动力学意义上的群体功能。
但是，我以为，不必顾虑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团体”的力量。“粉丝”群体在拥戴偶像的活动中以及日常交流中确实具有一定的组织关系，但实际上这种组织关系还是很微弱的。“粉丝”群体的团队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象征，其组织行为是为了追求文化和兴趣认同，但它本身不具备社会团体所有的基本属性：
其一，它不是长期的群体，它是经由剧场效应所带来的激情产物；其二，它也不具备团体纲领或社会纲领，只是一种兴趣爱好者社群；其三，它也没有干预其他社会阶层或干预其他社会群体的计划。
以“超女现象”为例，超女的旗帜下所林立的那些“玉米”、“凉粉”、“盒饭”群体，只能说是一个初具雏形的“准社群”，考虑到其中的整合力量主要来自媒体，因此这种群体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可称之为某种中国特色的“媒介社群”——经由媒介渲染和整合的兴趣团体，它的交流意义主要体现在媒介化的互动和个人的兴趣互动，而不是社会运动。
所以，我们真正要重视的是它们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觉醒力量。
如果不必害怕作为社会组织的“粉丝”，那么我们还害怕什么？答案：或许，“粉丝”现象所体现的文化认同，是值得主流文化害怕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无论什么明星，大都是由权力部门、资源部门打造的；但是现在，草根也可以作为主体参与造星了。这种现象来自社会文化的冲击。隐藏在背后的，是更广大的大众对那种已经日渐守旧、假模假式的文化规则和文艺现象的否定和无声反抗。
说得清楚一点，也许很多民众并没有从文化高度来认识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但至少有一点他们是清醒的：那就是他们现在所坚持的、所追捧的是草根文化，其对手正是不入大众之眼的庙堂文化。我们的文艺界这二三十年，庙堂文化已经形成了绝对主流，这套仪式化、符号化、规范化的文化，不知不觉中已经和民众产生了很大的距离。在这种形势下，必然会激起某种集体意识的反弹。简而言之：人们会用自娱自乐来消解那些他们不喜欢的娱乐所带来的压迫。
举相声和小品为例。10多年前姜昆的《虎口脱险》和陈佩斯《烤羊肉串》极为贴近生活，当年所受到的拥戴不亚于今天的郭德纲。但时至今日，这种平易朴素的艺术作品在庙堂文化中还能看到多少？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充斥在文艺中的高头讲章，相声如此，小品如此，演唱如此，甚至戏曲也如此。仪式化、符号化、规范化的庙堂文化，其最终结果就是：背对着受众，文艺渐行渐远。
在这个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春晚。当试图给全国民众带来民俗与欢乐的春晚也成为庙堂时，必然会激起某种反抗，这种反抗未必只存在于春晚的收视率的持续走低上，更可以反映在一系列的文艺事件中，比如超女、郭德刚、“馒头血案”。
因此，“粉丝”现象绝不仅仅是“粉丝”，它代表着一种反抗的力量，代表着对体制内文化的集体不认同。在形形色色的“粉丝”现象面前，或许，我们应该反思“主旋律”一统天下的文化策略的代价了。是“粉丝”时代才使我们真切感到：文化的破旧立新，是时候了。
来源：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