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原青年艺术剧院院长林克欢□采访本报记者张英
文艺院团改革的口号已经喊了几十年，也做了一些院团试点，但为什么问题仍没有解决呢？因为问题其实出在主管部门自己身上。主管部门不放权，主要是怕出事儿。至于院团的体制改革，在某些主管部门看来，只是个次要问题。
我当时上任当青艺院长的时候，主管部门的领导就给我下了这样的任务：看好你的门，管好你的人，别给我闹事就完了。演不演戏倒无所谓了。
我们国家这些年经济大发展了，一些部委的改革步伐很大，但文化部门的改革确实太落后了。
政府部门控制着文艺演出院团的财权、用人权，其结果，用濮存昕的话说就是“一锅粥”。体制不解决，谁都没法干。
改革的目的不就是用人吗？但文艺院团在用什么人上没有自主权。现在一些地方，连公安部门都可以竞选上岗了，文艺演出团体却不可以竞选上岗。比如人艺，这么多年没有一个艺术委员会，艺术家说话不管用。常务副院长手上也没有多少权力。
1980年代末，文化部下属的文艺院团作过一些大胆的尝试，比如剧团里取消了党委领导的院长制，换成了艺术总监制；行政班子竞选上岗，所有领导全部由剧团员工投票选出。原来的中央实验话剧院选出了艺术总监刘树刚，青年艺术剧院选出了艺术总监陈蓉。
没想到，才1年多时间，文化部下文，不承认这两家剧院的竞选结果，也不承认两位艺术总监的司级干部身份，说这个级别的干部必须文化部任命才行。
主管部门将一些老处长安排到各个剧院去当院长，根本不管他们懂不懂艺术创作。所以现在很多文艺院团的领导，要么完全就是外行，要么虽然在演艺圈混了许多年，但在外行看来他们是内行，在内行看来他们是外行。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财权。在现有体制下，国有剧团的钱无论怎么拨，拨来拨去都掌握在主管部门手里。
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艺术发展局在进行文艺体制改革时，曾请我去当顾问。他们当时考虑借鉴两种方法：
一种是美国式的：不设文化部，文艺演出完全市场化，建立统一的演出工会，建立文化基金会；
另一种是英国式的：设立艺术发展局，该局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但又不是纯粹的政府部门。艺术发展局的工作人员一部分是由政府任命的公务员，另一部分由民选产生。
现在香港采取的是英国式的做法。政府每年拨给文化艺术项目的总经费，由艺术发展局掌握，他想拨给谁就拨给谁。你拿到拨款后做什么项目，艺术发展局不管。
但是，每3年艺术发展局就要进行一次监督检查。为了保持公平避免腐败，艺术发展局的监督检查人员要从香港以外的、国际范围内的艺术家或政府官员中选拔产生。
我曾当选为监督检查委员。那次一共有3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来自新加坡的艺术家郭宝坤和来自伦敦的罗比教授。
我们当时去所有受政府补助的剧团作调查，每个剧团都向我们递交了清清楚楚的文案，说明自己做了什么。
然后就是看现场演出，看观众反应，看媒体报道和评论……然后，我们3个人各自独立写报告。如果3个专家都说某剧团不行，那这个剧团就拿不到补助了。
我们3个人递交给艺术发展局的调查报告都是完全公开的，在网上都可以查到。因为这些用来艺术生产的钱来自政府，也就是来自纳税人，不公开怎么可以？
现在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利用税收政策引导企业、私人成立文艺基金会，支持文艺团体。这样一来，剧团的生存空间就会非常大———他们可以向政府申请资助，可以向社会财团申请资助，可以向文化基金会申请资助。
体制不改，文化事业就不可能充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