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秦菁
因为一部电视剧偶然发起一个征集活动，却不曾想能在短短10天里收获这么多的信任和爱的故事。做娱乐记者时间长了，总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明星牌够大、新闻够爆料才够吸引眼球。其实通过这些天接听“母亲热线”、阅读“母亲信件”和采访“母亲生活”，记者才发现最能触动人心底的还是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在很多时候被遗忘
了的“明星”，或许她的生命像一缕轻烟，但她释放在人间的爱永远都化不开。电视剧《老娘泪》结束了，依然有很多读者打来电话，信件电邮也一封接一封，他们说，“活动结束的时间太早了，我们还有很多对母亲的话没有说出来。”是啊，短短几天内怎能把深深母爱阐释清楚！在众多的故事中，记者只能挑选有限的几个供读者阅读。其实，这次活动最根本的意义是想让我们把对自己母亲的感谢大声讲出来，想让我们把对自己儿女的爱大声讲出来，不光对我们，现实生活中更需要这样的沟通，爱有时不仅仅是行动，也需要语言。
———记者手记
“胡子上的米吃不饱，一定要自己闯自己干，这样的粮食吃着才香。”从见到韩妈妈一直到采访结束，这句话给记者的印象最深，韩妈妈这一辈子也是靠这个不成文的信条奋斗着，并影响着三个女儿。小女儿阎潇几年前在石家庄开了第一家月嫂服务中心，现在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颇有点成就，但阎潇说，“现在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份不错的职业，可当初除了母亲的支持，我一无所有。她虽然是个农村妇女，思想却很开通、也很前卫，我们不敢尝试的东西她都敢。”
走进西柏坡韩妈妈的家，记者就被挂满墙的照片吸引了，皱纹在脸上形成的沟壑在每张照片上都像一朵灿烂的花儿。经过儿时成长的苦和成家后抚养儿女的苦，韩妈妈却说，“看着现在这么有出息的闺女，我还有什么苦可言呢？看着同村的父老乡亲都慢慢富了起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阎潇对记者说，“我想感谢我的娘，不光是她对我们三个女儿的爱，她对父老乡亲的爱才是真正鼓舞我们的动力。”韩妈妈没有儿子，这在当年的农村是被人看不起的，因为家里没有男孩就等于没有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于是有人想把自己的儿子过继过来，但被韩妈妈婉拒了，理由很简单，“男女在我心里都一样，我只有生女儿的命，我也只想好好地把她们培养起来。”韩妈妈的老伴生前是村支书，但也就是这个称号让他们家一贫如洗，因为他从来都不会往家里拿东西，反而经常拿家里的往外贴，天天管村里的大小事，就是不管自己家的事。女儿们有气不敢出，韩妈妈却还挑起了开导她们的任务，“咱们不能拿国家的一针一线，不占国家一分钱的光，一分钱虽然少，却关系到一个人的品质和志气。”于是很要强很想进步的母亲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放弃了自己的追求，用摘酸枣、拾草药换工分的方式养大了三个女儿，韩妈妈只是念叨着，“当时能怎么办呢？三个女儿要吃饭穿衣，我不能不管她们啊。”1987年老伴走了，留下一个没什么积蓄的家，韩妈妈便开始了捕虾卖虾的生活，聪明的她发现这样赚到的钱可以多一些，就开始带领大家伙一起做，第一桶金虽然不多，却开阔了韩妈妈的思维，也鼓足了她带领村民致富的勇气。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韩妈妈做起了卖水生意，不管春夏秋冬、严寒酷暑，每天推着小板车，放着几壶水和几只杯子，来西柏坡参观学习的游人渴了都会来到她摊前买一杯水喝，一块钱三杯水，韩妈妈说，“虽然挣不了大钱，却能养家糊口，我没有要政府给我的补贴，我想靠自己的双手挣饭吃，这样不断地琢磨路子不断地有新点子，也可以告诉乡亲们，他们也需要吃饭养家，而且我要给我的女儿们、外孙们树立一个好榜样，他们的母亲和姥姥都能这么干，他们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挣到自己的未来。”一旁的女儿在默默地流泪，“就是我母亲的这种性格，让我惭愧，她经过的事太多了也太难了，我却连一次小小的打击都承受不住，在我最难的时候，还是母亲扶了我一把，那个时候没人帮我，没人理我，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了百了。母亲没有心疼我，没有流泪，却给了我异常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我一定能重振精神，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
被韩妈妈帮助的同乡有很多，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就是看不了乡里乡亲的受罪，我能挣钱了，我也能帮他们一起挣钱，他们有的起初不愿干，怕出去卖东西丢人，怕辛苦，怕被人骗，我就帮他们进货，给他们本钱。”韩妈妈的思想里没有多少大道理，却朴实地让人不由得生敬，阎潇说，“那个被帮助的大爷每次见着我都愣要往我手里塞酸枣，他知道是我母亲一手教他做买卖的。”韩妈妈曾经为了说服一个因为家庭原因而败家潦倒的同乡，把嘴皮子磨薄了，先拿出1000块钱给他娶了媳妇，又拿出600块钱给他置办货源，把家里闺女们的日用品、床单、棉被拿出来给他用，让他振作起来，靠双手挣钱，依然没有大道理，韩妈妈用自己的诚心打动了同乡，第一个月这个同乡就挣了800多元。阎潇说，“母亲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她爱我们，更爱乡亲们，看不得他们受苦。当年我下岗了，家里又遭受了一些打击，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是母亲站出来，鼓励我走下去，艰苦、奋斗加创造就是她教给我的，于是我干起了服装买卖，后来还有了自己的小店铺，后来我在北京的一家报纸上看到月嫂这个名词，自己就想试试，但没人理解我，都给我很大压力，就母亲默默地鼓励我，就像当初在背后支持父亲一样，她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给我钱，让我开了第一家月嫂服务中心。”
韩妈妈在记者跟女儿聊天的时候，又忍不住往屋外跑，阎潇乐了，“你看我母亲，她就是这样，闲不下来，一定要叫上几个人去卖东西去，现在老了，推不动水了，就包一些纪念章之类的轻便东西去卖，她说这样她脑子就会一直保持清醒，就不会给国家和闺女添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