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故事敲开文化史的大门
对六个故事的广阔阐释，达恩顿引领读者进入法国18世纪的心灵世界，而他也走出了一条文化研究的新路径
云凡
(特约书评人)
《屠猫记》是本很有趣的书。作者罗伯特·达恩顿虽然系名牌大学教授(普林斯顿历史系教授)，做学问却丝毫没有学院派的迂气。人们可在他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找到新奇；还可在他俏皮式的幽默中，领略智慧。所以，此书对学究气的读者是个打击，它无疑破坏了他们一本正经的学术写作和思考模式。随笔式的文学写作，虽有人不大信服，但谁也得承认阅读此书是一次多么愉快的经历，学术写作竟也可以写得这样有灵气。
这是达恩顿教授继《启蒙运动的生意》之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二本书。此书标题直陈探讨法国文化史，这一内容并无新意。两百多年间，此类著述早已汗牛充栋，既有大写的思想史，又有小写的民俗志，大大小小的学问家为此殚精竭虑，还能写出什么新意？作者为何还要掺和这个主题？此书开门见山:“本书探讨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陈明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可见，作者明显有备而来，不再随大流地遵循“思想史的高速公路”，而是决定探入一个“未标识”的领域，试图研究“寻常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市井生活如何寻求策略”。这一思考路径的独特性，自然成为此书的写作理由。
从屠猫记到浪漫情:18世纪的观念世界
1730年，一帮巴黎的印刷工人搞了场诡异的仪式，在这场令人匪夷所思的仪式中，他们虐待并屠杀了工厂周围所有的猫，尤其是他们工厂师傅老婆的宠物猫。这件事发生得多少有些离谱。工人们为什么热衷于屠猫？为什么对这样的仪式乐此不彼？一张十八世纪的购书单里透露出异乎寻常的讯息:在今天没多少人有耐心读下去的《新爱洛伊斯》，竟成了那个时代畅销书。卢梭究竟耍了什么花样，让浪漫风潮席卷法国，引无数少女暗送秋波？
从开篇到结束，《屠猫记》的作者耐心地讲着一个又一个故事。许多故事本身不算稀奇，但在他的分析中却变得意蕴丰富，颇给人启发。他笔下的18世纪法国，不是路易十六的法国，也不是伏尔泰、狄德罗笔下的法国，而是普通人观念世界中的法国。无意之中，他们用他们微不足道的生命痕迹留下了更为珍贵的“法国性”。
他把故事《小红帽》与近代法国农民的生存策略相关联，还将印刷工人的反抗跟诡异的屠猫仪式相联系；他可以通过一份为人忽视的城市概况解读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一份警探的档案，重新制造文字狱的恐怖气氛；稀疏平常的《百科全书》知识体系，他从中读出了躁动不安的反叛，一张简简单单的购书单，他却从中发现了一场卢梭引发的“阅读革命”。从众所周知的民间故事到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潮，作者循着社会阶梯往上爬，“从表达世界观最含糊笼统的陈述着手，而后越来越精确”，娓娓道来的不经意间，为读者勾画了一个迥异于当下认知的18世纪的观念世界。“慧心妙笔时有创意，一针见血令人惊奇。”《时代周刊》的评价切中肯綮。
看似零散的几个故事间，竟有如此的内在关联，不难看出作者其中的有意经营。六个故事分别将视角聚焦于决定一个时代风尚的几个社会阶层:农民、工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俗到雅，从普通大众到知识精英，尽管阶层不同，但都面对着同一个时代的法国，每个阶层的文本也都具有极其广阔的阐释空间。尽管历史久远，往事如烟，但作者依旧能够从斑驳的故事、城市、书目、档案等等文本中，读出那个剧变时代中，不同心灵之间的碰撞。一个时代绝不可能只有一种心声，它只能是多声部的合奏。不经意间，达恩顿以一种特有的个性化方式建构了他另类的法国文化史。
另类个案，深描研究
此作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之处，在于它的活泼、生动、放任自流。它来自于作者难能可贵的文学气质。他身上的那份敏感，使得任何细节都难以逃脱他犀利的目光。他重视文本，并能对文本进行机智的解读、合理的发挥。
众所周知，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用今天的眼光打量，此书早已落伍。知识条目比它丰富的百科全书比比皆是，编排体例比其精到的更不难寻找。那么，为何这样一本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书，在当时具有一种颠覆性的革命魅力？一份普普通通的全书目录，何以让教会感到忧心忡忡？达恩顿引领我们进入法国18世纪的心灵世界。借用福柯的理论，知识即权力，对知识的分类同样牵涉权力的运作。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虽表面上改变知识分类，实则触及核心世界观问题。由此才知，他们在“已知和未知之间划新疆定新界的时候，是冒着莫大的危险”。正如作者所言，这一部现代的“反异教大全”，“绝不是没有色彩的信息汇编，而是一手打造知识的新面貌，把知识的主导权从教士转移到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手中”。这也从另一个意义上印证了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这足以见出作者的实力。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脱离了宏大叙事，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人类的关怀；选择了细枝末节，同样不意味着眼界的狭隘。海德格尔就言:世界是我们身处着的世界。与其关注世界是怎样的，不如关注我们怎样理解世界:过去怎样，现在又是怎样？
从民间故事到城市档案，从书籍订单到著作目录，用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文献来做文章，既可说是《屠猫记》的匠心所在，但也会被诟病为歪门邪道。其实，一部作品受到争议并非坏事，这倒恰恰反映出作品所能启发的思考空间，从而为新的思考提供了新的生长点。正如作者所言，“这些文件不能拿来代表18世纪的思想，当作敲门砖却绰绰有余。”的确，此书的好处不在于在理论上对文化做了多少精深的研究，而在于它以极其个性化的方式为文化研究拓展了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
“文化客体并不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而是他所研究的人们制造的。它们自行传递意义。它们需要的是有人加以解读，而不是计算。”了解西方的史学背景，不难发现，此言针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而发，对该学派在方法论上的“整体性”与“数字化”，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此番解释可谓直刺要害。反过来，作者亦提出自己的主张，点出“文本解释”对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文化研究离不开文本，尤其是那些稀奇古怪的文本；文化研究离不开阅读，尤其离不开基于体验之上的解释。因为当大量理论概括在抹杀差异之时，唯有文本个案能显现差异。“阅读的概念乃是串连所有篇章的一贯之道，因为阅读一个仪式或一个城市，和阅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部哲学文本，并没有两样”。
不妨提及达恩顿的同事克利福德·格尔茨，用达恩顿自己的话说，在人类学领域，格尔茨是他的老师。在其代表作《文化的解释》中格尔茨就一再强调，文化研究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深描(thickdescription)”即是一种意义诠释，立足微观，“寻找复杂并使之有序”。文化研究就是个案研究。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反对抽象统摄，重视个别差异。
文化研究的新范式
达恩顿的理论主张虽有其特殊的学科背景，但其倡导的个案分析与深描研究，对整个人文学科都有借鉴意义。如果说，自然科学关注整体性与一般性的话，人文科学恰恰对个别性与特殊性情有独钟。甚至可以说，正是基于对个体差异的尊重，人文大厦才得以建立。
然观当下诸多“文化研究”的言说，通篇“理论”，却无“个案”，令人不解。乔纳森·卡勒就曾大言不惭地指出，文化研究就是理论研究。这就意味着，当代的文化研究，存在无视事实差异的实证主义倾向的同时，更有甚者还否定事实本身的存在。现代性的知识语境中，由于把知识看做权力，文化看做意识形态，文化研究亦不可避免地走向文化政治。无论是阶级学说还是权力话语，无论是解构学说，还是他者理论，大多通过对文本的解读，以抵达最终的政治诉求。这就意味着这一基建于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离真正意义的文化研究渐行渐远，换而言之，与其说其是文化研究，不如说是理论研究；它是表面上的文化研究，实质上的理论操练；形式上是个案分析，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斗争。它不再关心现实世界生生不息的生命，却常常沦为一种“聪明者的游戏”。因此，它不研究真正意义上的“文本”，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
敢问路在何方？“改弦更张，结合人类学或许可望为文化史引上新出路”，达恩顿指出了一条更好的途径。人类学角度的文化研究，不仅有助于克服实证主义的抽象性，而且更利于超越意识形态的单一性。因为人类学家没有“一体通用的方法”，没有“无所不包的理论”，他们只能试着“从当地人的观点看事情”，试着了解“当地人寄寓所在”，也试着寻求“意义的社会面向”，从“文本的幽暗深处”，真正走近隐匿于历史深处的陌生心灵。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学的分析视角，更有助于建立文化个别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自然，一种研究新范式的引入，自然遭受不少批评。迂腐成性的守旧派自当不必理会，真正应当在意的则是，这一研究模式背后潜在的视野盲点。显而易见，单靠六个小故事，想把百年的法国文化说明白，显然不太可能。读者也更需要明白，他对年鉴学派的合理批评并不意味着他的方法就成为了包打天下的独孤九剑。相反，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显而易见的缺陷同样成就了显而易见的亮点，过多的苛求显然没有必要，只要它能带给我们些许新的启发，享受一趟愉快的阅读旅程。如果说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中的观点太过抽象的话，达恩顿这本近似于随笔的著作，足以让我们从直观上体会到个案研究的趣味性和生命感。此外，台湾的译者的严谨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整一篇译序中还反复地琢磨着个别语词的翻译。想必他也从这样一本别具一格的书中得到了乐趣。
图:
《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4月版，2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