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接连推出自传的第一部《半生多事》和散文集《青春祭》后，王蒙除了应邀在香港举行讲座，一直没有出现在媒体面前。日前，王蒙终于带着新书在北京与读者和媒体见面交流。
记者：你的自传想写几部？
王蒙：三部。第一部《半生多事》写我出生到“文革”结束的经历，第二部《大块文章》写从“文革”结束以后一直到我离开文化部的经历，第三部《九命七羊》写我离开文化部以后这些年的事情。我打算一年写一本，希望在2008年迎接奥运的时候完成。因为不赶快写完，体力和记忆力也许就无法保证。当然传记完成后也并不会就此搁笔，如果身体条件允许，我还会再写，说不定一高兴又能写出几个中短篇小说来；如果不能写那也知足了。
记者：回首经历过的“文革”时期，你用什么态度来写这段日子？
王蒙：我觉得必须正视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一个民族走到每一步，有一个什么样的经历都不是偶然的。我为什么写到一些自己家庭里，在别人看来好像是不可告人的事情，就是想从一个家庭里进行反省。我感觉中国20世纪的历史已经打上了死结，我是这个死结的见证者，我个人的回忆具有历史见证和心灵见证的双重性。
记者：对于过往，你在自传里写得非常坦率。
王蒙：历史发展一段以后，大家回头一看，全都变成受害者了，全都变成诉苦者了，我觉得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诉苦者是没有责任的。我必须老实地告诉读者我在历史中扮演过什么角色。我扮演过推波助澜的角色，我也扮演过真理在胸，自以为是，甚至不惜伤害别人，也不怕伤害别人，我还扮演过真正正义的角色，我也扮演过愚蠢的角色。所以，每个人对历史不仅仅有讨债的权利，不光是具有诉苦的悲情。如果每一个人分清楚自己的责任，尤其是我，我不能说责任都是别人的，我觉得这样的话比较有希望。
记者：自传中有些人的名字是字母，是考虑到可能会引起争议而避讳的吗？
王蒙：我不能说我没有考虑。自传中涉及的当事人大部分还健在，之所以用拉丁字母代替他们的名字，完全是出于对他们的保护。我所有写的这些都是负责任的，有根据的。特别是牵涉到旁人的感情、尊严，或者是隐私的时候，我不能自己怎么高兴怎么来，我愿意坦诚不等于每一个人都愿意坦诚，我要尊重别人对自己保留的权利。以后必要的时候，我会全部换成真名实姓。
但是我说到我自己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自传保持了最大限度的真实性，从写我来说我做到了，我相信读者也会看出来。你可以把各式各样的回忆录放在一块看，我是不是保留了最大限度的真实性？
记者：和《青春万岁》的畅销比，你觉得《自传》是否也具有抗衡时间的特点？
王蒙：对于《青春万岁》能长久地穿越时间的隧道，我也是始料未及的。我相信自传应该更具有抗衡时间的特点，因为里面写的都是我对历史的见证和经验，实际内容多，虽然激情和诗情画意方面不如《青春万岁》，但经验和深层次的东西更多。
新报记者仇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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