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
红岩走了。好友明珠在电话中告知我这个消息时，是一个初春的夜晚。我正坐在书桌前，为一个短篇做结。红岩在上海的一座高层建筑的工地上，纵身一跃，以瞬间的飞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室内凉意沉沉，听筒在那个瞬间就像一个幽深的山洞，吹来的阴风让我惊悚。我打了一个寒战，沉默了一瞬，终于忍不住哭了。我对明珠说，红岩这个自私的家伙，这个懦夫！
我没有权力指责一个人对生命的选择，但那个时刻，似乎只有那声埋怨才能化解我心中的哀伤。
我与红岩相识大约有十年了吧。第一次见她，是一个春天的上午。她穿着一身休闲装，背着相机和三脚架，与画家柳敦贵先生一起，来我家拍照。《文化导报》要做我的摄影专页，找到了她。
红岩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气质洒脱，干练明朗。在我家里，她端着相机，一会儿让我进厨房，一会儿又让我坐在书桌前。她像个导演一样，忽而说，抬起头来，看我！忽而又说，侧点身，看窗外！我随着这一声声“指令”摆出各种姿势，听得见相机的快门在“咔嚓咔嚓”地响，我和我家中的书桌、锅铲、手风琴就这样走进了她的镜头。一个上午，她连拍两卷，意犹未尽，自责着带胶卷少了，说是她进入了一种特别好的工作状态。中午，我请他们在楼下的小店吃火锅，红岩快人快语地说，哎，有人说你不爱和人交往，我还怕你不配合呢，真没想到拍得这么过瘾！我笑了，跟她干了一杯啤酒。
红岩在哈尔滨市文联工作，摄影是她的专业。她的作品曾参加过一些国际国内的展览，并获奖励。除了摄影，她还喜欢画画。我们虽然交往不多，但偶有机会见面，还是能尽兴地交谈，畅快地大笑。
我婚后的第二年夏天，正在故乡写作《伪满洲国》，有一天，明珠打来电话，说是哈尔滨酷热难当，她准备来大兴安岭避避暑。我很高兴，说，你就快来吧。明珠又说，我要带一个人去，可以吗？我问是谁，明珠说，宋红岩，我和她是好朋友！我说，我跟她很熟，你们一起来吧！
两天后，她们到了塔河。一下火车，就大呼小叫地说这里太好了，空气好，又凉快！好友来，我自然把她们安排在家中。我和爱人住向东的屋子，她们住在西侧的小屋。红岩一进我家，就跑到窗前看风景。当她看到窗外是黛绿的青山和泛出银光的河流时，像孩子一样“哇哇”叫着，指着我说，你简直太幸福了，太让人嫉妒了！
那两天天刚亮，她们就悄悄起床，带着洗漱用具，去河边了。等我和爱人起床，她们会带着一身清香的植物气息回来。红岩坐在餐桌前，总是眉飞色舞的。有一天我爱人前脚出门上班，她后脚就开始学他看我的眼神，口中念道：他就是这么深情地看你的。她那故做温柔的神色把我和明珠逗得哈哈大笑。有一天，我们驱车去山里玩，面对着森林中繁茂的野花，红岩又是一阵哇哇大叫，说，太美了，将来我要来这里拍片子！
两年后，我爱人车祸遇难。红岩在电话里哽咽地说，我翻出了在大兴安岭给你们拍的合影，你们俩那时笑得多好啊，我不敢看啊。
红岩是个敏感而善良的人，从那以后，她经常打电话给我。她从非洲旅游回来后，语气比平日要高亢十倍：你一定要去非洲，太美了，太美了！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性格明朗热烈的人会得抑郁症。去年年底我从美国回来，她告诉我她已经连续几个月睡不好觉，再也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了。我劝她接受治疗和外出旅游，她有气无力地说，没用，都试了。
三月，她和明珠来我家小坐。她瘦得让人心疼，脸色灰暗，目光无神。她说这半年来她一直在煎熬中度日，不想活了。她说她对色彩已经失去了感觉，窗外的一切在她眼里是没有颜色的。“我完蛋了”，她凄凉地对我们说。
我总以为宣称自杀的人是不会自杀的，所以当她有一次在电话中又一次说要自杀时，我问：你真要这么做？她镇定而坚决地说，是的。我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你可想好了，那个世界的人太多了，你去了，人家未必欢迎；可你走了，我和明珠会非常难过的。
红岩真的那么做了。她以鸟儿的姿态，张开臂膀，终结了自己。她是个完美主义者，当生活失去质量和光彩时，她宁肯选择黑暗，或者说是选择了另一种她期待的光明。
尼采说：自杀时肉体的痛苦，在有强烈精神苦恼的人的眼中看来，简直微不足道。所以，我相信最后那个时刻的红岩是快乐的。她用镜头，把这个世界的白雪、寺院、炊烟、灯笼、笑语的人、非洲草原上的生灵，留给了我们。我们在翻阅她留下的这些图片时，仍能感受到她的气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手握无形的相机，按动快门，“咔嚓”一声，自拍了肖像，与尘世永诀。这张她无法洗印出来的照片，让我们心痛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