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波
最近，著名学者崔卫平女士有一长文：《我们怎么错过了海因利希·伯尔》。这篇文章从分析德国作家伯尔面对波兰工人运动的态度开始，举出大量的证据证明伯尔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怎样在面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以及邻国的现实时，表现了一个文学家的政治立场与道德操守。很显然，崔卫平女士是很赞赏伯尔的，她认为伯尔通过自己的小说
，以及通过自己在具体的历史事件发生时所表明的立场，实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的自我塑造。因此，他应该被看作是可以成为其他作家面对自己生活的现实时，做出行动的榜样。从具体的意义上讲，我非常同意崔卫平女士对伯尔的意义的谈论。也十分愿意将伯尔看作对更多的写作者而言具有启示意义的作家。因为很显然，像伯尔这样的作家，的确通过自己的作品和作品以外的行为，在不断反省人类自身行为的基础上，向世界表明了自己对于当代社会的态度。也就是说：伯尔以自己的方式介入了当代生活。
不过，尽管我赞赏伯尔的行为方式，却仍然认为关于文学介入生活，关于作家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立场，还有更多问题可以讨论。譬如，介入的方式是只有一种呢，还是有很多种？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态度很明确———有很多种。写到这里我想到的是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几乎所有爱尔兰作家都被卷入了这一场运动，像诗人、剧作家叶芝，剧作家格利高里夫人等等，都对这一运动表达了自己明确的立场，并发起了与这一运动相呼应的爱尔兰文化复兴运动。但是，乔伊斯却在叶芝希望他也加入到这一运动中去时说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而他所谓的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写小说。乔伊斯的这一态度在当时颇为人们非议，更由于他的小说，像《尤利西斯》、《都柏林人》，在创造手法上具有实验性，被非议得非常厉害。但是从今天的情况看，乔伊斯恰恰是通过自己的小说，对爱尔兰的贡献最突出的人之一。
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会再说乔伊斯没有对自己的民族做出巨大的贡献。人们通过时间看到的是，正是通过自己的方式，乔伊斯比很多人都更深入地介入了自己民族的生活。因为他通过小说向人们提供的是对作为一个民族的爱尔兰人的性格的深刻剖析，并将之以非凡的文学表述形式让全世界对文学有期待的人看到在一种独立的叙述方式中，表达是怎么完成的。正是这样，乔伊斯在今天被称为“爱尔兰的良心”。而通过乔伊斯这样的例子，我想人们应该看到的是：介入从来不是简单到只有一种方式的。说实话，当我们翻开中国文学史时，同样能够看到的各种介入方式真是太多了。就像说到杜甫和李白，如果我们承认杜甫的诗歌介入了我们民族生活的历史，难道就一定要认为李白没有这样做吗？在我看来，虽然李白没有像杜甫写出《三吏》、《三别》那样直接反映一个具体时代的生活的诗篇，但是他的那些文采华然、壮丽绮瑰的诗篇同样是具有介入性质的。为什么？
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也能体会到作为伟大的民族文学遗产，李白通过自己的诗篇向我们提供了什么是我们民族的感受力，以及它能在怎样的意义上向世界提供出感受力的方式这样的绝妙的东西。也就是说：李白通过自己的诗篇提高了我们民族的感受力。这是怎样的伟大的成就啊！有时候我想，如果没有李白，那么在我们对汉语的认识上，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我丝毫不怀疑情况将大不一样。而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李白身上我获得了这样的一种认识：介入，不但有方式的不同，还存在着现实与历史，目前与长远之分。这样一来，就算我们把介入作为对文学的基本要求，也应该清楚地了解到：对文学的要求永远不能只有一种。而更进一步，我们尤其不能因为别人的写作和行为不符合自己对介入的理解，便认为这是失去了文学的责任感。我们应该看到对于不同的作家来说，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创作，只能意味着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不同，而不存在对错之别。
话说到这里，似乎应该回到我们今天面对的具体的文学现状上。今天，一种对当代文学最普遍与基本的批评，即是它对现实生活介入得太少。有人曾经举例说文学就应该像某些作品那样，才算尽到了文学的责任。但是，这样的说法真的是站得住脚的吗？其他的不说，让我们假设如果像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学，最终只剩下一种文学写作样式，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难道它不显得单调吗？一个基本的事理是：如果我们要讲求一个时代的文学的丰富性，就必须不是以限制的态度，甚至不是以将某种类型的文学作为样本与范式的态度，来对待文学。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永远应该被看作不论什么时期，也不论什么制度环境下，文学正常发展所必需的。如果不能这样，肯定是出了毛病。
为什么这样？就在于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需要自由表达。而这一自由表达从古到今都是文学的风骨所在。毋庸置疑，社会的复杂性随着文明的进步也在深化着，人类对各种事物的认识也由此而越来越细腻。面对着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反应，应该被看作是正常的事情。而任何要求按照某种样式进行文学生产的主张，也就理所当然应该被看作带有强制性色彩，甚至说带有专制意味也不为过。所以，对其的抵制从最简单的角度讲也带有捍卫写作自由的意义。而从强调的角度来讲，这正是对文学信念的坚持所必须做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就是坚持以公正、道德的态度对待文学。反之，则是对公正和道德的破坏。而这样的事情从事文学的人会放纵它的发生吗？除非从事文学的人都昏了头，不然的话怎么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