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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程绮瑾
6月11日，世界杯比赛进入第三天，中央电视台的《豪门盛宴》节目直播现场，当晚荷兰与塞黑进行了一场生死大战。
主持人张斌的气色看起来还不错，尽管他只睡了4小时———当天早上7点上床，睡头一天的觉，11点起床，干这一天的活。他系着一条橙色领带，那是他最喜欢的荷兰队标志颜色。“我说这代表荷兰队，很多人说，你不能说喜欢荷兰队，你不能让白岩松说喜欢阿根廷。凭什么不能说啊？””张斌说，他策划了本次为期超过一年的央视世界杯报道。
“客观是对。但是我可以告诉观众我的价值取向，我喜欢哪支球队。如果我是一个中性人，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我觉得是绝对不可以的。”张斌说。
我们没有恐慌，但有压力
记者：为什么媒体如此追捧世界杯？
张斌：我觉得媒体总要找到理由去发展自己，打压对手。我觉得很多媒体在做世界杯的时候是“恐慌”型竞争，就像广告商的恐慌型投放一样。这个别人做了，你就不做不行。
记者：央视有这种恐慌吗？
张斌：我们没有恐慌，但我们有压力。同类型媒体来讲，别人再怎么做，我们的地位是无可动摇的。从我的角度考虑，想让自身进步。再一个跟其他类型媒体的竞争，因为它们也在分流一部分受众。比如在信息的传播，我们现在逊于网站。我们也希望电视，除了转播64场比赛，也能有更多资讯的传播。我们不愿意只是提供背景。
记者：同类媒体，现在上海的东方卫视、广东卫视，都也在做体育节目。
张斌：对。但在世界杯上，大家对央视有强烈的长时间的认同感和依赖感。
记者：但广东人可能就喜欢听粤语解说。
张斌：对，广东台购买了20场的版权，可以结合国际声用广东话解说。剩下的44场比赛，它也很痛苦，它用CCTV的信号，用的是播出信号，解说声和国际声就无法分离了。
记者：白岩松说这是“中国式竞争”。
张斌：没办法，这事只有在中国有。一个电视台有版权，全国电视台都有了版权。我们这两天接电话特别多，很多地市电视台在转我们的比赛过程中插自己广告，打破比赛的完整性，这个我觉得有点过了。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版权的现状，没有人会跟你去在版权上没完没了。但是，别做太过分了，干扰大家完整看球。你加个角标，飞个字幕，观众也就忍了。
记者：这次在保护版权方面有没有加强？
张斌：现在都有监播，第一天我们就拿到多少个台是违规播出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啊。
记者：这不会给你们造成竞争压力？
张斌：没什么压力。关键是当外国的版权方看到的时候，别人可能会说，中国是世界上最特殊的转播世界杯的国家吧。
记者：除了世界杯，ESPN在其他赛事的转播上，有没有给央视竞争的压力？
张斌：肯定会有。体育节目的竞争是资源的竞争，你有没有比赛是最关键的。我们没有冠军杯、没有英超，这点确实有影响。但是世界上没有一家电视台把所有资源全部占有。像央视这样占有率这么高的，在国际上也是少见的。所以现在形成竞争的态势，对大家都有好处。
记者：我们的制作水平目前在国际上是个什么位置？
张斌：CCTV整体上，目前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上吧。但是个别项目，中央台现在能达到世界第一，像乒乓球、羽毛球的制作，现在完成奥运会应该没问题，而且应该说是最好的一支制作队伍。中国人的事，其实是个规模问题，中国人想做一个事，是可以做好的。
别拿黄健翔和詹俊单挑
记者：除了技术之外，解说方面，大家也都在讨论。比如拿央视和ESPN对比的话，有些人会觉得ESPN的解说，资料更详实，更有激情。您怎么看？
张斌：是。这个从整体来讲，我觉得央视和ESPN的竞争，不是个人和个人的竞争，不是黄健翔和詹俊的竞争。千万不要把解说员单独拿出来比较，因为他们是植根在一个土壤里的，要有整个系统保障他。所以我觉得在解说方面，并不比别人差很多，或者说不如别人。可能是氛围不同、文化背景不同。
记者：具体有什么不同？
张斌：对ESPN来讲，更多是以评论员为立台之本，以资源为立台之本，而且他的评论员更愿意去表达他的个性。
我们也是以资源为立台之本，但是从人的符号和解说员符号彰显来说，我们没有别人那么个人化，那么突出。
记者：央视有自己的解说风格吗？
张斌：还是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这次他们三个人去之前，各自都承载了很大的压力，他们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突破。比如黄健翔，是中国十年来最成功的足球评论员，他知道自己需要有所变化、突破。刘建宏，他需要一届世界杯来证明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成为大家认可的足球评论员。段暄作为比较稚嫩的解说员去现场，他也想求得一种自信心的积累。所以我觉得三个人各有不同心态。
这次比赛没中国元素，跟中国人没关系。所以我们要推CCTV在现场。让更多记者穿着“我爱世界杯”的衣服，站出来在现场说话。这都是我们的变化。以往也有这种变化，但是力度没有这么大。以往我们比赛一般选一半来现场转播，但这次选了59场。
记者：球迷需要这么多场吗？
张斌：需要。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场次的问题，而是制作观念的变化。就是评论员一定要在现场。他首先要受到感染，才能把现场的气氛传递给观众。如果你跟观众的位置感一样，都坐在电视前面的话，就没有任何优势。
记者：看一段比赛的时候，有的观众觉得，有的评论员经常喜欢重复画面，但是有的，比如黄健翔这时候就会冷场。
张斌：有的观众就喜欢评论员不停说话。但是有时候就希望评论员能有所控制。我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希望评论员能有一定控制感。
非常坦诚地来讲，评论员不是每场比赛的状态都是最好的，就像球员一样。可能有的评论员不是单纯的评论员，像刘建宏有时还是报道的组织者，可能有的时候，精力会有不足。但是总体来讲，评论员还是很爱惜自己的职业声誉的。当然我所说的是电视文化的整体感，就是说能不能永远给评论员创造一种激励机制，制造自我压力。
记者：目前的激励机制是怎样的？
张斌：没有非常完善的激励机制吧。我觉得一个评论员或主持人，跟一个成功的艺人、成功的制作者一样，他并不是百分之百靠自己的岗位的回馈，很多时候他们是名利双收的。应该是给你一个平台，回报你的是整个社会。
记者：这个说法能更具体一点吗？
张斌：你要是知道这个行业的话，目前的状况，中央台不可能完全按照社会化人才的价格来支付报酬。
其实在国外，体育评论员的薪水在主持人薪金结构里也算是中等偏下一点吧。像美国，一般的体育播报员，他的年薪可能也就十万十五万美元吧，并不是非常高。
记者：在央视呢？
张斌：十万十五万人民币吧，可能还到不了。
记者：相比央视其他主持人，这算多还是少？
张斌：差不多吧，大家都在一个台里。
记者：相应地，比如如果出错多少次，会不会有一个惩罚机制？
张斌：没有。这个惩罚机制并不在于我们，目前社会舆论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哪怕我一句话不说。
记者：舆论能对他们造成实际影响吗？
张斌：会有。不会说你不再说球了，但是也会有一定的流向。比如你不适合说足球，就不再说足球了。像我们以前的评论员当中也有。
记者：像韩乔生的转型？
张斌：韩乔生的错误虽然多，但是目前中国，像韩乔生、孙正平这样的评论员，不多见了。那是他们的时代造成的。不能把时代的烙印都归结于个人。
记者：韩老师的这种转型，是化危机为契机的一种做法吗？
张斌：有一些因势利导吧。有时候大家拿韩乔生语录当成一种愉悦了，而不要当成一种个人的人身攻击。对韩乔生越来越善意了。
记者：有人就猜测，比如现在央视的体育解说员有时喜欢重复画面，是不是跟第一代解说员遗留的风格有关？第一代解说员不仅要为电视解说，也要为广播解说，需要对画面有更多描述。
张斌：我觉得重复画面对电视来讲也是必要的。我们是解读画面。我认为大家有时候有点以偏概全。是有评论员、主持人状态不好的时候，但是不能以偏概全。而且我听过ESPN的解说，我觉得从信息含量来讲，没有大到哪里去。我觉得就是一个播音状态的问题。其实你听听国外的解说，难的不是对一场比赛进行叙述，怎么说话招人喜欢，难的是对于整个局势的走向的判断，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另外一个，对于情绪的适度传播，是非常关键的。
记者：适度是指什么？
张斌：适度是不泛滥于个人的情绪渲染。我听过国外的解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呼小叫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是不同的。你听世界杯官方信号的解说，你要把它翻译成中文，你会失望的。不过，现在对于刘建宏、黄健翔、段暄，他们仍然没有进入黄金期。因为国外评论员一般是到了40岁左右才进入黄金期。因为经验、人生的历练，都能保证他们在镜头前，很准确地进行表达。
沈冰专门吸引伪球迷
记者：咱们的足球评论员在过去的30年已经换了三代了吧？
张斌：准确地讲应该是两代。
记者：怎么划分的？
张斌：宋、孙、韩基本算一代吧。因为他们工作、辉煌的年代基本是重合的。另外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还没有到三代。
记者：两代的变更也不少。
张斌：其实刘建宏、黄健翔这一代能够被大家所认同，也与文化背景有关。你从他的表述方式、内容可以看出。
记者：1978年，你第一次看世界杯转播时，是宋世雄解说的？
张斌：我当时听觉得他说得挺好的，现在也觉得挺好的。没觉得不能忍受。那声音就是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
记者：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
张斌：那个时代，按照宋老师的话来讲，几乎所有比赛都用同一个语调来处理。我觉得相比现在，节奏比较明晰、可控制的状态，当时的节奏应该是比较一致的。有人反对宋老师高亢的语调，但是当时现场就是那样。我觉得听起来挺怀旧的，我倒没有很愤世嫉俗。
记者：您说当时不仅看到了足球，还看到了什么？
张斌：我看到别人体育场是这样的，别人的足球装备、发型是这样，别人庆祝胜利是这样的，都是第一次看到。
记者：2002年转播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你们还用过沈冰，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
张斌：我们当时想找一个女主持人。因为上届世界杯跟这届不一样。上届适合中国人看球，又有中国队参与，观众关注度更高。这届世界杯，有6个小时时差，夜里比赛比较多，所以伪球迷相对会少一点。
记者：为了吸引伪球迷，所以用了沈冰？
张斌：对。从现实来讲，我觉得作用并不是那么大。
记者：是说上次的实际效果？
张斌：上次的实际效果不错。但是这里你无法印证的一点，比如说沈冰不懂足球的优势，我后来想，如果她真懂足球，效果会不会更好啊。我也说不好，没进行真的受众心态调查。以往都是中年男人，像我这样的，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主持人。可能还是切合当时的社会心态。
记者：那这次为什么没有再用她或者女主持？
张斌：再用她还有什么新意吗？我觉得没有。
记者：是不是作为解说员和主持人，角色和要求是不一样的？
张斌：对。作为现在的解说员，不应该有明显的倾向。当然如果是中国队，那自然要支持中国。或者地方电视台对地方球队的倾向性，这是可以的。其他的不可以。
记者：这里有没有言语的边界或规范？
张斌：有。就是你不能让别人听出倾向。
记者：有观众就认为，黄健翔有时倾向性比较明显。
张斌：有时候有点随意吧。这点必须承认，黄健翔有时候确实有点情感表达方面的随意性。这个也很难说百分之百地都控制。
记者：这种，台里会去纠正吗？
张斌：我们都会说。就说：注意点，别太过了。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球队。尽可能收。
记者：对“新一代”的选拔有结果了吗？
张斌：有。我们去年做了“谁将解说2008”。但实际上，解说员不是选拔出来的，他总有点阴差阳错。搞一大赛，能选拔一批资质不错的。但是一个评论员的成长，因素是很复杂的。不是说你教育背景合格了，长相周正，说话悦耳，还不是。很多人具备这个，但是就像球员有球员、著名球员、伟大的球员，评论员也有评论员、大家喜爱的评论员。这个差别，有时候不是简单的客观因素决定的，有时候是节目托着人，有时候是人拉着节目。如果所处的时代能够促进你的话，应该就比较幸运。像我、刘建宏、黄健翔的成长就切合了当时中国时代的发展，和电视现代化的进程。
记者：跟甲A、足球职业化是否也有关？
张斌：当然有关系。因为报道规模、制作概念都发生很大变化。至少它在人的需求上就增加了。不像以前，体育中心有三十几个人，活儿就全干了。现在可能要300人干。
记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似乎也在变化。以前老一代是不是多学播音出身的？
张斌：没有，我们这里学播音出身的一个都没有。
记者：你是新闻系毕业的，刘建宏也是。这种知识背景会不会影响到你们做主持或者解说？
张斌：当然会。其实很多在国外做足球解说的是有足球职业背景的，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更多有职业背景的人加入我们的解说。但是足球解说也会有划分，有的是叙述，有的是评论，我觉得会有不同。
记者：你刚说到三位评论员都还没有到最黄金的时候。那在您看来，他们还缺点什么？
张斌：技术层面他们慢慢发展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足球的情怀，对职业的认识，对人生的历练，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急不得、恼不得，不到那个年龄阶段，不到那个社会阶段，达不到。
(P116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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