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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八十年代访谈录》作者查建英
查建英：作家，北京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赴美，先后就读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Pop》，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等。
■新快报记者钟刚/文刘爱国/摄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被反复提及，伴随着激情、单纯和浪漫的年代，而查建英居美多年，却因为一个巧合，开始了对一个时代的记录或反思。
名为访谈，查建英却被很多被访者预先警告，要对谈，碰撞才有意思。12位访谈者，12次的对话，查建英企图在逐渐淡忘的时刻，将一个短暂的、脆弱却颇具特质的年代记录起来，深入进去。她认为，在被访者作着尖锐的批判和诚挚的反省之时，对自己的青年时代的弱点，更是苛刻的，无法释怀的。
《八十年代访谈录》面世已近两个月，查建英已经厌倦了不断的采访，但是新的问题与新的刺激，却仍能让她感到有表达的欲望，尽管碰到有些批评，她也会很无奈地耸耸肩，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
其实这是一个歪打正着
记者：《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两个月了，它的反响与你的期望值契合吗？
查建英：我没有预想到读者对这本书和那个年代会有这样热烈的反应，特别是一些年轻读者的好奇和关心，令我意外而感动。我希望此书能引起更多人对相关问题，包括当下中国文化场域的种种问题做更深入的思索，而不仅止于一股怀旧思绪。
记者：什么动因促使你展开八十年代的回望与访谈？
查建英：其实这是一个歪打正着，我不是蓄谋已久的。我有80年代情结是肯定的，在我的《ChinaPop》里，就是以1989年为一个核心转折点，虽然我写的不是政治性而是文化性的东西。
写这本书的缘起应该是很偶然的。因为我1993年回到北京，我的朋友洪晃在办几本杂志，其中一本是关于吃喝玩乐的时尚杂志，她把我拉过去做策划。我去参加他们的选题会，选题会上谈到几个人物，比如阿城、陈丹青、刘索拉、田壮壮等等，当时是作为人物专栏的角度来讨论的，但是谈着谈着就发现他们几个似乎变成了符号，像坐标一样，标志着80年代人。那为什么不就80年代这个题目做一个回顾呢？越想越觉得值得做，时间也差不多了，20年了，可以有足够的距离回头再看这些人了，最好最生动的角度就是由这些当事人自己去讲。
记者：在访谈中，你其实更倾向于对话？
查建英：与不熟的几位，比如田壮壮、崔健，基本是以问答为主的采访。但因为书中多数人是我多年老友，平常很习惯一起聊天，所以很多篇自然就更接近谈话，只不过比日常聊天要更郑重一些。有的朋友预先就“警告”我：咱们这是对谈，要讨论起来才有意思！在这种情况下我会配合。我觉得“谈话”比“问答”更具开放性、更容易随机碰撞出火花来、有利于对一些问题做深入探讨，当然前提是彼此信任、放松、尊重。
美好就是美好，不管多“旧”丑陋就是丑陋，不论多“新”
记者：在导演中，你选了田壮壮，但是，张艺谋和陈凯歌的《红高粱》和《黄土地》不是更能代表八十年代的电影创作水平吗？
查建英：我在田壮壮身上更明显地辨认出某些一直贯穿下来的“八十年代人气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场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诱惑非常多，另一方面限制也非常明确，我很钦佩田壮壮的执着、明白，包括他的有所不为。况且，他的《猎场扎撒》和《盗马贼》也是八十年代电影的代表作。
记者：被访者大多辉煌时期是在80年代，如今创作却渐弱，有人认为，阿城有好久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小说了，北岛倒是持续不断地创作，可是他的近作也许只有像欧阳江河这样杰出的阐释家套用西方最新的理论才能“显出”好来。因此，有批评认为大多数访谈者其实是在摸着羽翼，进行自恋性的回忆。
查建英：创作渐弱？我不知他指的是“效应”还是“质量”？他们是否看了这些人近年的作品？如果看了，他们是创作渐弱吗？我不认为。且不说崔健和陈丹青无论从创作还是从言论上看，近年都一直活跃于公众媒体，其它人也一直都在持续创作和工作，只不过他们所从事、创作的不是那种在如今大众媒体上有轰动效应的工作和作品。陈平原一直是著述极丰的学者；刘索拉的音乐创作水平远远超过当年、常在欧洲演出；阿城九十年代以来出了三本散文集，每本都非常优秀，他近年也一直在做影视方面的策划并写作剧本；田壮壮一直有新电影问世；北岛近年连续出版散文集和诗集；甘阳的学术文章一直未断；林旭东、栗宪庭一直都在大力扶植推动电影、美术方面的新人新方向。
在我看来，他们现在的创作要比当年更成熟，但由于近年国内商业时尚、大众媒体、政治与出版环境等种种因素，这样的创作和工作不可能引起当年那样的轰动效应。我看到的评论大多是惊叹书中人的“自省”、“反省”意识。无疑，他们对八十年代是有着深厚感情的，这在书中也有表达和流露，但同时他们也都对那个时代的问题和自己过去的局限，做了尖锐的批判和诚挚的反省。我完全不认为他们的回忆是“自恋性的”。恰好相反，我认为他们当中不少人对于自己青年时代的弱点是过于严苛了。
记者：但是，有时处在回忆的状态后，会无意地对过去进行美化，你如何让回忆更加逼近真实？
查建英：对某些众所周知的禁忌、禁区，我无能为力，除此之外，我觉得我已经尽我所能让这些访谈尽可能接近真实了，如果别人还是认为这本书“无意地美化了”那个年代，那我只有耸耸肩了：无所谓。顺便说一句：我认为那个年代确实有很多美好的东西，而且有些美好恰恰与现在的某些丑陋形成对照。美好就是美好，不论多“旧”，永远值得怀念。丑陋就是丑陋，不论多“新”，照样令人厌恶。
八十年代实际上是一个表现期
记者：整个80年代，你仅有4年在国内，这对你思考这个年代会有怎样的影响？
查建英：我是部分参与，部分观望。这种一方面身在其中，一方面与那个时代有一定距离的双重身份，可能构成了我对那个时代的特殊视角和复杂感情。我认为距离对于反省很重要，但如果完全没有参与，就不会有感同身受的体验。
记者：那么，你在时间和地域两种离弃的状态中，是怎样定义“八十年代人”的？
查建英：他们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是比较活跃的一群。“八十年代”的一个特点是，大家都是积蓄了很久。“文革”一代，上山下乡也好，去工厂也好，很长一段时间其实都是在那儿积累。因为“文革”那十年的公共生活里只有一个声音、一种刊物、一种态度，但社会上流传手抄本小说，人们私下有各种交流、探讨等等。到了八十年代，公共生活突然松动了，“思想解放”来了，于是暗的变成明的了。用阿城的一句话就是：“八十年代实际上是一个表现期。”
而且当时的人绝对虔诚，都是很严肃的、要学习经典的那种心情。不像现在，有一种所谓后现代的游戏态度，看什么都满不在乎，生怕累着自己，走到极端就是虚无、厌倦的感觉。那时候不是这样的，大家因为封闭了很久，觉得自己太落后了、需要补课，都是用一种恶补的态度在学习，充满激情和感谢。
记者：在对80年代的回忆中，底层的民众的表达似乎是缺位的。
查建英：书中的北岛、李陀曾经当过很多年工人，后来才成为诗人、评论家。由于我这本书是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切入，选取的自然都是当时在文化领域里有代表性、有影响的人物。底层百姓的确是缺席的，我很遗憾，但这不是我这本书的任务。
记者：有没有打算继续访谈下去，比如走出北京，跨出文化圈？
查建英：没有。但若有别人来做，我乐观其成。
（子琦／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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