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美]罗斯·特里尔
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末（1976）（一）
当1975年的最后时刻将要敲响新年的钟声之际，毛泽东正坐在他书房外的安乐椅上。他面色蜡黄，神色黯然，生机顿失，脆弱得就像德累斯顿的瓷器，已近乎无知无觉了。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戴维从暮色中走来拜访毛泽东。毛泽东被两位年轻女士搀扶着，挣扎着移动双脚，步履蹒跚。待站稳后，两位女护士退去。在照相机频频作响和电视摄像机的耀眼灯光前，他和美国人握手。这两位女士又搀扶着他回到沙发椅上。
朱莉从一个马尼拉信封里拿出一封信交到毛泽东那苍白、瘦削的手中。信是由一位失去官职的人写给将会失去职位但还在位的人的。
为了回顾他与尼克松在1972年难能可贵的政治联姻，毛泽东谈起了一些日常小事。“尼克松先生的腿怎么样了？”他问道，似乎要引到怀旧的情绪上来。
毛泽东谈到尼克松将开始的第二次访华，“我在等你父亲来。”他把双手重重地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以加强说话的语气。这是他那个晚上讲的最有生气的话。
在步入1976年之际，朱莉和戴维碰巧发现毛泽东处于矛盾之中。他们发现毛泽东对美国人的一切事都很热情。“毛主席一直很关心你们的旅行。”当艾森豪威尔一家离开上海回华盛顿时，一位中国的高级官员对他们说，“他把你们看成自家人。”
然而，这对夫妇正好赶上极左思潮泛滥的时期，其中有些是毛泽东本人安排的。
“不值得提起，”毛泽东对朱莉和戴维谈起了一首充满斗志的词，这首词当时正准备重新发表，“那是我在1965年写的。”但《重上井冈山》这首词却是极左派的一颗手榴弹。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是富有启示意味的词句。
《人民日报》在报道毛泽东会见艾森豪威尔一家的同时也发表了这首《重上井冈山》。同时发表的还有《鸟儿问答》，这也是一首斗志昂扬的词，作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结尾一句是“试看天地翻覆”。
如果说，1975年1月一阵微风从右边刮来，那么1976年1月即现在所见的狂风则是从左边刮来。与一年前相比，毛泽东更难驾驭这股势力。但他关注着风向，这位已经收翼的老人在作最后一搏。当人民代表大会的“问答”有利于犯错误的“鸟儿”时，毛泽东愠怒不已。
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播下了1976年春“左”派思想泛滥的种子。
信写于毛泽东的82岁生日。它控诉“资产阶级”在这所著名理工科大学“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换言之，普通常识开始反击“文化革命”的教育“改革”的胡思乱想。
这封信紧随清华务实派中另外两个人的信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这两人之一是党委副书记刘冰，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如果不改变教育体制，学生离开学校时恐怕连一本书也不能读。”
邓小平是刘冰的后台。当刘冰说“左”派控诉邓小平在刮“右倾歪风”时，这位强硬的副总理口气坚定地说：“我们要刮它一场台风。”
这实质是“红”与“专”的对立。毛泽东有能力进行裁决吗？
（紫／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