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智而不用情，跟用权而不用情一样，都是聪明人的高版本游戏。就在“权”和“智”对“情”和“爱”进行偷梁换柱的时候，中国的聪明男人终于解脱了。
■吕约
唐僧取经到得“雷音”，渡河上船时艄公将他一推，险些儿跌下水去，定性看时，
上游淌下一个尸身来。唐僧吃惊道，如何佛地亦有死人，行者答师父，那是你的业身，恭喜解脱了。
看见自己“尸身”的醒悟，在西方文化里叫“复活”，在东方文化里叫“解脱”。在宗教意义上，这两条出路哪个更正确，自然一时决不出胜负。而同样是有魔性，在人世作了点小乱，又想“净化”自己的，比如写《忏悔录》以求“复活”的西方男人卢梭，与写《今生今世》的满嘴“解脱”的中国男人胡兰成，却可以见出高下。虽然卢梭有恋污癖的嫌疑（在展览自身的垃圾时获得快感），但与胡兰成化腐烂为桃花的无赖气比起来，还是更纯真一些。
有人因为胡兰成的人而鄙薄他的才，有人因为他的才而替他的人护短。其实两种都不必要，人的不好并不能减少才，才的不高也不能增添人的好。何况这个人绝不放过替自己辩解的机会。他写在温州避难时与寡妇秀美相好，“我在忧患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分情还他两分，忠实与机智为一，要说这是我的不纯，我亦难辩。”张爱玲伤心，他的解释是：“因为我待爱玲，如我自己，宁可克己，倒是要多照顾小周与秀美。”每次换女人，他都能发明出许多自相矛盾的理由来，一脸无赖的无辜。无论是“大节”之亏还是男女之事，他都惯用“糊涂”来搪塞，其实他的动机与事后的辩解，又精明得如同失足的政客。
他的精明，在于他既懂得如何迎合新式女子（跟张爱玲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又懂得如何套牢旧式女子（向玉凤小周秀美等提倡“夫妻之恩”）。他的人格就如同那个时代妇女的解放脚，三妻四妾的梦想与新式的谈情说爱方式“利益均沾”。他的头脑如同一个圆形剧场，场上的演员一人扮演好几个角色：既是罪犯，又是受害者，又是法官，更是一个冷漠的局外人。
一个乱世男人的“解脱”方式，也是从古至今许多中国男人消解情感痛苦的法门。最新的范本是《一声叹息》、《手机》等中国男人的“情感圣经”级电影。我们差点爱上这些无辜的男人，他们施虐的时候仿佛在自虐，他们的冷酷类似孩子的任性，他们的软弱显得楚楚动人。他们的婚姻一般是迫于年幼无知以及外界压力（过去是家族制度的压力，如今是社会制度的压力），在完成作业之后，一般要满腹冤屈地开始受害者的反叛历程。问题在于这种“反叛”太不彻底了，发展下去越来越滑稽，家庭可以将就，欲望可以宣泄，爱情可以搁置，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
胡兰成说，写《禅是一枝花》的动机，是为了“发昔人之智光，为今时思想方法之解放。”的确，“禅”早已成了许多中国人解脱自己的借口。解脱的方法丰富多彩，最快捷的方式是酗酒打麻将包二奶看人妖，最正当的方式是“一心扑在事业上”，最高深的方式是患有情感冷漠症。然而，“解脱”终究不是“解放”。解脱是单向度的，只解脱自己不解脱别人。
消解痛苦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游戏（文艺的本质），一种是爱（现代宗教的本质）。游戏需要的是智慧，爱需要的是爱本身。《今生今世》将近结尾处，这个宣称要“永结无情契”的“荡子”，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最动人的总结：“我与女人，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知。这佛门的觉，在中国民间即是知，这里知竟是可以解脱人世沧桑与生死离别。”一个自恋的男人却因对女人的“知”，受到女人普遍的原谅乃至感激，不过是因为千百年来中国女人像动物中的一种，虽然肉体都被“品花宝鉴”之类从外到内摸索过一遍了，但少有知心人儿说体己话儿，精神比肉体更容易饥渴。这种供求不平衡的关系中诞生出的“知”，是一种更大的冷漠，不过是通过赞美对方来赞美自己的眼光，对她的痛一无所知或佯装不知，因为面对她的痛苦就是面对自己的不堪。
用智而不用情，跟用权而不用情一样，都是聪明人的高版本游戏。就在“权”和“智”对“情”和“爱”进行偷梁换柱的时候，中国的聪明男人终于解脱了。
（紫／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