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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明格拉:电影无国界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07月07日11:09 新民周刊

  “导演希望所有人都喜欢看他的电影,这是天性,而把投资收回来是导演的职责。”

  撰稿/钱亦蕉(记者)

  上午10:30接受上视纪实频道《往事》栏目的访谈,12:00接受几家纸质媒体的联访,下午3:00去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与影视专业的学生对话,第二天上午参加上海国际电
影节的大师班论坛,对话青年导演陆川和徐静蕾,下午代表英国电影协会向上海电影资料馆赠送《堕落的偶像》电影拷贝,然后再次接受媒体专访……英国导演安东尼·明格拉在上海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的,这位和善的名导演甚至没有得来及再次游览一下上海。他说导演应该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希望在异地多捕捉一些东西,成为未来电影的素材。可惜,这次上海之行,他用得最多的是嘴,而不是眼睛。

  天堂电影院

  记者:你成为电影导演是否与从小就喜爱看电影有关?

  明格拉:我想所有电影人都是电影爱好者,先喜欢看,然后才想到自己去拍。我小时候,家住怀特小岛,父母是

意大利人,开了一家
冰淇淋
店。我们家隔壁就是一家电影院,每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就去卖冰淇淋,顺便也看会电影。8-11岁,我就这样看了很多电影片段。放映员是我的朋友,我得以进入电影放映室,所以童年我在电影院里印象最深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通过放映室小窗口电影投射到银幕上的这个过程,很神奇。

  记者:父母是意大利人,怎么会来到英国?这种身份的差异对你的成长有影响吗?

  明格拉:作为艺术家创作时,这种身份差异或许会带来与众不同的元素,但从家庭本身来说,我的家庭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在意大利比较贫穷,我的父母移居到英国,我们的生活很幸福。唯一不同的是我出生在一个很小的岛上,这与生活在英格兰本土的英国人肯定有差异,英格兰给我们的感觉是大陆,就好像中国大陆之于香港地区一样。

  记者:据说你很喜欢中国文化,还有一个中国太太?

  明格拉:其实小时候我就对中国很感兴趣,已经记不得为什么了,人们在谈论童年时,一般不会记得很多事实,而是记忆碎片。我记得12岁的时候,我就向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写了封信,想了解一些中国的情况,于是他们寄给我一本《毛泽东思想》,还有一些中国故事册子。不过,我的太太和这些没有关系,我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她是香港人,那时甚至都不会说国语。

  记者:我们知道一开始你是编剧。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想成为一个电影导演的呢?

  明格拉:我并没有一开始就想当电影人,可以说我当导演的过程有些曲折。我爱音乐、绘画,爱一切有创意的事,那时我写歌曲,写剧本——我给舞台剧、广播剧写剧本,我觉得写作就像让我练习肌肉一样。我想我这样的人非常适合拍电影,有很多爱好,却没有哪一样特别精通。后来,我给电影写剧本,一般我会找演员讲戏,也与导演沟通剧本,有一次演员就问我:“你干吗要把剧本给其他人呢?你为什么不自己拍呢?”这真是提醒了我,于是我决定试试自己当导演。

  五年时间,一部电影

  记者:你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叫《一屋一鬼一情人》(Truly,Madly,Deeply),后来有一首同名歌曲成了非常知名的畅销曲,这首歌与这部电影有关系吗?

  明格拉:是的,那首同名歌曲非常流行,后来我还碰到了那首歌的创作者,他告诉我他没有看过我的电影,但喜欢这个名字,所以就使用了它。事实上,“Truly,Madly,Deeply”这个标题在英国到处被使用,报纸杂志宣传画。我刚才还在跟我的朋友安迪说,或许,等我过世后,没有多少人会记得《一屋一鬼一情人》这个电影,但Truly,Madly,Deeply这个名字却会一直存在下去。

  记者:你的几部作品都是根据经典小说改编的,像《冷山》、《天才雷普利》,还有《英国病人》。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英国病人》很难改编成电影,你为什么去尝试这样一个挑战?

  明格拉:我一直很喜欢迈克尔·翁达杰的作品,读到《英国病人》这部小说时,我觉得非常美,像一首诗,所以我就想把它改编成剧本。我和迈克尔有很多相似点,写作的方式相通,虽然很多人觉得《英国病人》不可能改编,但我还是决定要把它搬上银幕。这个浪漫的故事探讨了人性的共同点,不是根据地理或者是国籍(这个故事里的人们有来自英国、法国、匈牙利等各地)来定义人。我跟有些使用别人的剧本的导演不同,他们可能一年就能拍一部片子,甚至两部。我比较慢,《英国病人》写作剧本就用了1年半时间,整个拍摄过程长达5年。

  记者:据说为了找到投资方,也费了一番功夫。

  明格拉:是的。当时,我没有名气,我用的也都不是大明星,投资这样一部电影确实有点冒险。很多次,我都想放弃了,还好,最后我们找到了资金。一开始我们联系的是20世纪福克斯,但他们对整个演员阵容都不满意。很幸运我们遇到了米拉迈克斯,他们对我所有的规划和设计全部都接受,对此我很感激。事实上,和维恩斯坦兄弟的合作非常愉快,至今我个人的制片公司,仍与他们保持合作关系。

  记者:事实证明《英国病人》非常成功,获得了9项奥斯卡奖,你当时什么感受?是不是觉得5年的艰辛终于得到了回报?

  明格拉:事实上,拍完《英国病人》后,我再也没有看过它。艺术的成果远没有创作过程来得重要,电影的拍摄过程就是我个人的

  生活经历,《英国病人》对你们来说是两个半小时的观影体验,而对我来说,它是5年的生命历程。在得知获奖的时候,我确实很高兴,像做梦一样,但已经不记得当晚确切的情景。我觉得有时高兴是为了父母家庭,我打电话给他们报喜,我要告诉他们这个淘气得叫他们头痛的孩子终于成功了。

  电影无国界

  记者:你是一个比较少产的导演,但今年你却拍了两部电影?其中一部是英国投资的吗?

  明格拉:是的。一部是好莱坞的《BreakingandEntering》,另一部是在英国拍的《TheNinthLifeofLouisDrax》,非常小的成本,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美国电影对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在中国,还有配额限制,在英国,这个问题更严重。英国电影院都排满好莱坞电影,英国本地电影要上映都很难。我自愿担任英国电影协会会长,就是想为英国电影做一点事。我觉得现在拍电影的资金不仅来自好莱坞,即使是一个美国公司,它的钱也可能来自日本或者德国,所以说资金的来源已经不是很好判断。真正重要的不是资金来源,而是电影本身。作为导演,我希望通过电影讲述故事,传递情感,那么我需要很多帮助,包括资金的帮助,但我并不在乎资金是来自美国、英国,或者中国。

  记者:在新片《BreakingandEntering》中,你再次与裘德·洛和朱丽叶·比诺什合作,是否可以说虽然你在好莱坞拍片,但对欧洲的演员还是有特别的偏好呢?

  明格拉:不能这么说,我也和一些很优秀的美国演员合作过。我觉得国籍并不重要,电影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你不需要出示护照,就能从事这项工作。这个新片中,我的摄制组就来自不同国家,我的摄影来自法国,副导演来自澳大利亚,如果有机会,我也非常愿意与中国的电影人合作,比如梁朝伟、巩俐。确实,裘德·洛和朱丽叶·比诺什都是我很欣赏的演员,在《英国病人》中与比诺什的合作令人难忘,而裘德·洛,我们已经是第三次合作了,在选演员时,我只关注演技。我喜欢与熟悉的演员合作,因为拍电影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的团体工作,与熟悉的人合作要比与陌生人好得多,这样更容易把自己的情感传递给观众。

  记者:作为在好莱坞拍片的导演,你觉得如何兼顾艺术和市场呢?

  明格拉:对于导演来说,商业上是否成功并非最重要的,电影是否表达了自己的理念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欧洲有些导演做一些人们不喜欢或者看不懂的艺术片,我也不赞赏这样的做法。我愿意做出人们喜欢的艺术形式,一方面保持自己的意见,同时又要取悦观众,取得一种平衡,像走钢丝,挑战很大。我想,导演希望所有人都喜欢看他的电影,这是天性,而把投资收回来是导演的职责。

爱问(i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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