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雅斌/文
重排《钦差大臣》这样一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讽刺喜剧代表作，这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
现代人生活在荒诞中，170年前的惊世骇俗，落在我们眼里早已是稀松平常、司空见
惯。因此，如何把噱头做足，让观众打肚脐眼开始就感到滑稽可笑，便成为编导人员繁重的家庭作业。
然而，一件事情一旦夹带了某种强烈的目的性，那结果通常都会离目的更远一步，“挠痒痒”也不例外。尽管170年后的《钦差大臣》超越了时空，从19世纪初俄罗斯的某一偏僻小城搬到了带有强烈符号学意味的“普希金省”、“果戈理县”，尽管有嘴脸似曾相识的“积劳成疾”的县长、讨债过活的“钦差”、涉黑的警察、逃税的奸商、“三陪秘书”、甚至“超女”打扮的县长女儿先后粉墨登场、对号入座，尽管编剧调动了几乎所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流行喜剧元素，如进行了主语转换的“新闻快讯”，《天下无贼》和“辞典”里的经典对白，露怯的方言俚语和宗宪版的搞笑明星模仿秀，尽管演员们尽心竭力地嘶喊，憋出吃奶的劲来反复挤压观众的笑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这是出讽刺喜剧，尽管……但作为台下的观众之一，我却始终像个“局外人”，只看到群丑狂舞。编导们将全部笑料杂烩一锅的企图，很快就沦为怎一个“乱”字了得的杂耍堆砌。
讽刺喜剧演成了闹剧，不能不冷却下来找找根源。那我们就顺便来说说喜剧的尝新和失利的风险。
也许这部戏正是因为与现实贴得太近了，临摹得太像了，针扎得太到位了，包袱甩得太成堆儿了，反倒使人感到了疏离、陌生、不痛不痒和起腻。与生活的“零距离”，使观者无法跨越舞台所提供的“现实”顺利抵达审美的彼岸，从而在对现实的简单拷贝中纷纷搁浅。倘使这舞台上的“现实”又恰好没能如生活中真正的现实那样鲜活有力，则很可能蜕变为拙劣的模仿。一旦模仿始终在同一高度上重复，就如同盗版CD上那条永远跳不过的音轨，得到的只能是与浅薄伴生的噪音。讽刺去了生命力便失去了力量，背离了“微言大义”的初衷，最终消解在插科打诨的搞笑和调侃中。
其实，鞭挞黑暗，不一定要描摹肮脏；昭示罪恶，不一定要自曝丑陋。讽刺的力量应该像芥末，辛辣得让你在鼻涕眼泪里感到上下通气的畅快。
为求新奇，再版的《钦差大臣》不惜气力，动用大腕级的舞美和造型师。于是就有了舞台上的沟壑纵横的布景。看着演员们上下场均需从环环相扣的地道里翻转腾挪，心中煞是为之辛苦。比“地道战”更精彩的还有“大腿舞”———当演员们从“地沟”攀上台面时，无论上身打扮得是生旦净末还是面具脸谱，下半身均露出一水儿的热裤打扮。我的座位不幸正在头三排，于是在剧情紧张处，但见白生生的大腿上下翻飞，情景颇为壮观。如果说“地道战”还可以帮演员蹿上钻下走场麻利些，这作为搭头的“大腿舞”多少让人看得有些心惊肉跳。不知是不是因为标榜“平民化”戏剧、坚持“亲民”票价而造成票房低迷，影响了服装师的创作激情和责任感，反正失去了下半身的演员们让人感觉到的不是滑稽而是荒唐。
如果说这剧就这么一无是处也实在不够客观。纵观全剧，倒是那些本不起眼的地方，出人意料地透出一丝冷冷的幽默来，让观众的嘴角偶尔会向下一撇。比如面对听闻“中央”要来人微服私访而鸡飞狗跳的众官吏，县长那句“这支签字的笔不还在我手里攥着吗？”，悠悠一句话便樯橹灰飞烟灭，反讽的功夫就很到家。再比如那个由原著中旅馆差役转化来的老板娘“赛芙蓉(姐姐)”，戏份不多却抢了主角们的彩头，她那身“拔了毛的唐老鸭”般的打扮、S型的熟稔身段和动不动就吼“别逼着俺跟你野蛮(河南腔)”的泼妇相，终于让人领略到些许扑面而来的清新和放肆大笑的痛快。
喜剧应该是属于所有时代的。
1836年4月19日，在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首演即获成功，旋即引起俄罗斯乃至世界剧坛的地震。经鲁迅的大力推介，1921年《钦差大臣》被译成中文，同年10月天津南开新剧团首演。三四十年代，一部戏红遍大江南北，上海、天津、南京、西安、太原、济南等大中城市纷纷商演。解放前的陈白尘和解放后的老舍，都曾先后从此剧中获得灵感，创造出《升官图》和《西望长安》。“哑剧之王”王景愚当年传授给陈佩斯的小品《吃鸡》，据说就是《钦差大臣》中赫列斯达科夫吃鸡情节的Q版。再往后，青艺、人艺、实验剧院，包括此次的传媒大学，都希图从不同角度演绎“钦差大臣到！”之前这两个多小时的故事。
一出170年前的写实讽刺喜剧，一部没有一个正面人物的戏，我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舞台诠释方式。但不论经过多少次创作性的“翻版”，我只赞同一种说法———只有观众笑出眼泪来，才是真正的喜剧。仅从这一点来看，新版《钦差大臣》只能勉强拿个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