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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勇
十一点左右在天涯上打开了一个帖子，一个叫“真的很无聊”的女孩讲述她的星路历程，跟帖无数，唾沫横飞。凌晨时分是滥情的时刻，为着一个其实不知何方神圣的二三流演员，我一把鼻涕一把泪，浑然忘却知识分子身份，肆意挥霍着已经越来越稀少的善良和纯洁。英雄自古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摧，想想一20多岁阅尽人世沧桑的美艳女子，现代版薛
涛柳如是端坐电脑台前，满腹心事娓娓道来，虽然一再提醒自己戏子无义，禁不住还是为她没能成为大腕或者每集十万的一线女星伤感一把。第二天这个帖子掀起了小小波澜，各门户网站及平面媒体纷纷报道有圈里人怒揭娱乐黑幕，直指当红影星FBB有三个靠山云云，被怀疑是楼主的吴佳尼小姐做委屈万分状，出面澄清自己一直在横店拍戏，从不上网，且两分钟打一个字，就是白痴。“真的很无聊”从此销声匿迹，石沉大海。这是一起典型的互联网事件，像一次瘟疫，来时气势汹汹去时悄无声息，借苏东坡的名句咏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很多大众文化研究者宣布，网络的媒介特性决定了它的虚假本质。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因为不是实名，发言的人可以肆无忌惮炮制谎言，不必负法律责任。出于人文知识分子对技术先天的陌生感和敌视心理，他们对于网络上的东西大多采取了轻蔑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就注定了他们可能错过一次伟大的变革。麦克卢汉曾经说过一句很牛的话，“媒介即信息”。这句话其实都很牛，麦克卢汉说这话的时候美国互联网还没有成型，他死的一九八零年绝大多数美国人应该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因此他成为互联网文化的先知。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提到了新媒介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他举例指出新的印刷文字在18世纪渗透到法国文化并使法国同质化，印刷术的统一性、持续性和直线性原则涵盖了封建及口传社会的复杂状态，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印刷术培养的新式文人和律师发动的。而英国由于不成文法的古代口传传统作用，受到像中世纪议会这样的制度的干预，新视觉文化的统一性、持续性无法得以体现，其结果是英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像法国革命那样的重大事件。一切媒介都意味着人的某种感官延伸，新的媒介意味着新文化的诞生，对旧有文化构成挑战。虽然麦克卢汉不免有将历史简单化之嫌，但是就强调新媒介对人生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而言，却是十分必须的。因此，我们认为，要想真正了解网络对文学乃至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必须将网络文化视为某种技术和生活在这种技术基础上的人的文化倾向、文化事件的总和。
我们要小心地关注互联网世界中发生的种种事件背后体现出的网络精神，因为搞不好，网络精神会是一种新的中国精神。
胡戈事件
胡戈事件主角是陈凯歌。作为2006年初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胡戈事件的意义不在于揭示出了什么是网络精神，而是回答了什么不是网络精神。当“陈凯歌”由一个名词转化为形容词，“你很陈凯歌啊”成为网络用语的时候，第五代导演的艺术生命宣告终结，新的大众审美文化范式顽强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网民们最不能容忍的是陈导的装腔作势和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姿态。其实，就“颠覆”本身而言生活在上海的胡戈有没有这种毅然决然的革命精神令我怀疑。无论是1919年法国达达主义画家杜尚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上画的山羊胡子，还是中央电视台诸位大腕的游戏之作：《分家在十月》、《东方红时空》，都要比胡戈的馒头更具有对主流精神的挑战性，所以我开始看到《一个馒头的血案》的时候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因为此类的东西在网上太多了。胡戈的《血案》既不尖锐也不深刻，甚至有为陈凯歌炒作之嫌（在一开始胡戈就把陈凯歌称为“王”，《无极》里的“王”猥琐而懦弱，但是毕竟是“王”）。
“胡戈”成为事件的原因之一是陈凯歌激烈的反应，“我觉得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面对镜头，凯歌言之灼灼，义愤填膺。这就是为什么胡戈特别受人同情的一个原因：一个仅仅撒娇的，有些顽皮的孩子却得到了大人如此粗暴的对待，怎能不让人同情？更让网民愤怒的是，陈凯歌搅乱了互联网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相对和平的秩序，妄图将自己精英的霸权强加在互联网中，正像朱大可先生说的那样，“凯歌与胡戈的冲突，无疑是两大话语势力冲突的最新表征。”
一切都来源于自恃精英知识分子的陈凯歌对于观众的白痴化想象。
真正让陈凯歌委屈、愤怒的是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向市场低头，做出媚俗的姿态居然还没有得到网民的认可。因此我们在这里先不要争论什么精英的现代性网络的后现代原则———《无极》请著名网络写手郭敬明做编剧，请来了陈凯歌心目中一切的时尚流行元素：张东建、刘烨、张柏芝、真田广之……这些都是流行文化的符码：互联网、网络游戏、韩剧、日剧、港剧、奇幻小说，甚至为了取悦更多的人，陈导把深受中老年观众人喜爱的太太陈红都奉献给观众，因此，那句“我觉得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既是对撒娇的胡戈，更是对桀骜不驯的网民说的，潜台词是：你们这帮家伙太难伺候，老子不玩了！
强势的陈凯歌作为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的联合体，掌握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只能锻炼胡戈们的想象力。胡戈事件中陈凯歌的拙劣表演令中国的精英们尴尬异常，不过，最起码他证明了一样东西：网络精神非常不陈凯歌。
窗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
抬头望明月，我叫郭德纲。
网络史家饕餮在其不断书写的新史记中这样描述郭德纲：“津门相声后进郭德纲者，近于京师天桥之勾栏瓦肆盘踞焉。张“德云社”之大纛，拾浪淘尽之残玉，远紫禁城之恩宠，谢宣谕台之垂青，相匹夫黔首之千形，说里巷陋室之百声。闻者接踵，京城争说德云社；鉴者膺服，相声起死郭德纲。”
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有个著名的观点：相声要离开电视回归茶馆。不过他好像从来不掩饰对网络媒介的认可，伴随着他的演出影像在互联网上到处流传，钢丝数量成几何级增长。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北京相声大会走进千家万户。这正验证了张颐武的观点：只有借助于网络，来自民间的鲜活泼辣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具有肆无忌惮风格和充满细腻反讽趣味的草根文化才能大行其道。正像有论者指出的，“如果没有网络，郭德纲要花多少广告费将他的剧场相声推进千家万户？如果没有网络，人们怎么知道在日益彷徨没落的相声界还有壮汉扛着复归传统相声理想大旗、把自己定位为“非著名相声演员”的郭德纲们在奋然前行？”
郭德纲的相声给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大众文化想象当头一棒。在这种想象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针锋相对，是沉沦的、廉价的、快餐式的。大众文化的粗鄙精神像野草一样沿着网络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蔓延———除了清醒的打死也不上网只写学术论文的精英阶层。面对这种文化态势，精英知识分子们常常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网络的虚无主义本质，最次也要独善其身采取鸵鸟政策不管不问，就时间维度而言，郭德纲相声非常不符合精英们对大众文化的想象。郭德纲的段子，像《我想上春晚》、《我这一辈子》、《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等等大多都半小时以上，非常不符合精英现代人在时间分割中丧失本真自我沉沦为单面人的伟大理论。高举回归传统的旗帜，非常不现代的郭德纲成为网络的宠儿，受到假白领伪小资们的热烈追捧。
郭德纲相声对于互联网精神的贡献在于重新唤起了中国民众对与传统民间草根阶层的记忆，这种记忆曾经被新的主流话语的内在紧张（新社会与旧社会、泛精英道德与民间伦理，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所扭曲和遮蔽。由于主流话语要依靠否定旧的社会规范来获得自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因此虽然没有直接否定旧民间社会的存在及其审美趣味，甚至在有些时候还因为旧主流话语对旧民间社会的控制而表现出了部分的认可，但是在新主流话语的神话谱系中，郭德纲所津津乐道的天桥茶馆撂地的民间社会黑暗、悲惨、民不聊生、饥饿感、乏味。我们不能说这种想象完全是虚假的，但至少可以说有极大夸张。在其宣言性作品《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中，郭德纲颠覆了种种对于旧民间社会草根的想象，将相声重新还原到了适宜其生存的语境之中。
问题之关键在于，郭德纲描绘的旧民间社会的草根阶层和我们所说网络精神的草根性、平民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在郭德纲既回归又翻新传统相声，为现代平民精神寻找到还乡之途的时候，这种还原是否意味着仅仅是一种回归？
文化大众与新草根精神
杰姆逊在他的《政治无意识》提出了一个“阶层话语”的观念，他认为这种话语由特定阶层的价值观和意识构成，其中也包含这一阶层的“阶层幻想”，它们浮现在本文之中。而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这种“阶层幻想”也可以变成一种文化霸权，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我们将今天的网络精神称为新草根精神，其实也就是新草根阶层话语，这个草根阶层不同于前现代的草根之处在于其构成的主体是所谓的文化大众。这个潜行的的并逐渐扩大的阶层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素质，游刃在精英和大众之间，他们既可以一本正经地品尝鹅肝松露，又可以在廉价的大排档上痛饮扎啤，既可以滔滔不绝大谈马勒的现代主义转向，又对中国传统的曲艺乃至对低俗的二人转心怀好感。在这种新民间草根阶层话语的形成过程中互联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像朱大可所说，这种新话语“是互联网赐给中国民众的粗陋礼物。从2001年的“小鸡过马路”开始，经过“大话”运动，以互联网为虚拟载体的“新民间”已经完全成型。它的“产品”囊括了从文字、MP3到FLASH等各种文本形态。市场的春药催发了网络情歌的生长，迫使制作者去转述大众的基本欲望。而正是这种庞大的欲望市场，向我们描述了“新民间”的模糊轮廓。
更为重要的是，和网络媒介密切相关的新草根精神已经开始带着野草的野性跨出原有的樊篱向现实世界的各个层面渗透，在近来文化事件中已经出现了这种新话语通过网络挑战既有话语权力架构的倾向，比如面对日益腐败堕落的学术体制，几乎所有的打假活动都是在网上掀起波澜，关于总理博客的呼吁也越来越强烈，具有鲜明网络媒介审美特性的《武林外传》在中央电视台热播，这些是否都意味着网络精神这种新的阶层话语已经开始朝着成为主流前进？我们拭目以待。
（子琦／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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