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旅
李公明
我愿意一再地说，无论何时，西藏是我无法拒绝的诱惑；我随时期待着远方朋友的召唤。
变化就是旧貌变新颜
四月是东喜马拉雅山系雪线仍然闪烁光芒的季节。我的第四次进藏是一次闪电般的雪域驾车考察活动——以西藏山南地区的泽当－错那为中心，追寻圣藏文化之根。此行是应山南地区旅游局的邀请，驾驶新东方之子穿越山南地区，穿越雅布香波雪山，在深沟急流中探寻中印东部边境线上昔日的战场，拜识一个总人口只有几千人的古老民族。四月的冰川上还有风雪弥漫，沟壑中已是鸟语花香。我们的车队像一把垂直切割了3000米的刀，刀锋掠过山上山下、雪里雪外，我的感觉是在苦苦追赶着那个急速逃离的西藏。
是的，七月是时间开始的季节，也是时间尺度转折的季节。旦夕之间西藏就在别处了。其实这个时刻早在2005年10月12日当最后一节铁轨铺落在拉萨火车站、全长1142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贯通的瞬间就已降临，2006年7月1日发出的旅客列车只不过是更具有象征意义和更受公众关注而已。所谓“时代的列车滚滚向前”，这句久违的豪言现在有了真切的内涵。
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最重要的历史指标和心理指标就是时空感的颠覆和重构，由此而产生了时代的颠覆与重构的历史进程。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历经3年才从长安走到拉萨，现在，从北京到拉萨只需要48个小时，列车的先进设施竟然使人抱怨没有任何不适就过了沱沱河、唐古拉山。西藏的发展速度将是惊人的，青藏铁路的开通所产生的历史性意义难以估量。据报载，西藏地方政府雄心勃勃地发展铁路交通，一个以拉萨为中心的Y形铁路计划即将进入勘测阶段：从拉萨到日喀则和林芝，下一步再从日喀则通往中印边界亚东。毫无疑问，西藏的高科技铁路时代已经全面降临。
不必讳言的，任何时空感的改变都是一把双面刃，就如任何发展都是一把双面刃一样。有来临就有消逝。自从80年代逃离我们以后，西藏也开始逃离我们。路修通了，一切都逃离得更快、逃离得更远……。任何科学的规划、周密的考虑和严格的执行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发展就是变化，变化就是旧貌变新颜。
城市风貌趋同于内地城镇
当我们来到桑耶寺，看到了在桑耶寺后面正在修建起一座原来并不存在的桑耶镇，那里的马路、政府机构、商业街已经在尘埃中浮现出来。于是，桑耶寺只能惊怵地逃离。我们来到昌珠寺，首先看到的是在相对矮小、逼仄的寺庙对面修出了一片有雄鹰展翅雕像的广场，一片有大理石刻字和艺术工程的广场。于是，昌珠寺也只能惊怵地逃离。几天后当我们驾车进入拉萨，映入眼帘的是满街的商厦、缓慢爬行的车流，与任何一个内地城市几乎没有了区别，心头漫上了一片迷茫。入夜之后我们来到大昭寺，百步之外就是广场前华丽的大街，在夜幕中就是拉萨的香榭丽舍大道，拉萨的苏荷，后拉萨时代的好莱坞剧照。
早有专家指出：近年来西藏在城镇建设中对藏文化的保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城市风貌越来越与内地城镇趋同，这些问题在许多援藏工程项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在拉萨和泽当看到的内地援藏建设的宽阔大道与现代化商业楼宇，就折射出这些问题。
当然，看待圣城拉萨的角度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甚至早在19世纪，就有人用另类的眼光看待拉萨。法国的古伯蔡神父于1846年1月来到拉萨，在他眼中的拉萨更像是一个商业贸易的中心，而不仅仅是一个朝圣进香的圣地。他的《鞑靼西藏旅行记》所描绘的拉萨城是混杂着朝圣者与商人的地方，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叫喊、争论、推搡，“每个人都热情地从事买卖”。相比之下，在1900年8月来到拉萨的俄国东方学者、地理学家崔比科夫认为，拉萨生活的前提是宗教与行政，然后才是商业贸易。百年过去，后拉萨时代的降临也真的是无法阻挡。敏锐地观察着西藏的变化和各种发展可能的美国当代学者M·C·戈德斯坦很关心的主题之一是进藏的人数，他说在1985年以前到拉萨的旅游者每年只有1500人左右，到了1986年，这个数字骤升至30000至40000人。而现在每年则是以数十万计，开通青藏铁路之后必定是以百万计，西藏的城镇化必将急速加快。
桑耶寺——西藏神圣的根
桑耶寺位于山南地区扎囊县境内，雅鲁藏布江北岸，始建于公元779年吐蕃王朝第五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桑耶寺，藏文意为“无边寺”、“超出意想寺”、“不可想象寺”。站在这大门外，你是无法想象那里面所包容的世界：它据说是仿照古印度婆罗王朝在摩揭陀所建的欧丹达菩黎寺为蓝本而建，全寺的建筑完全按照佛经中的大千世界布局——中央为象征着世界中心须弥山的“邬孜大殿”；大殿南北又建太阳、月亮两殿，象征宇宙中的日、月双轮；邬孜大殿四个角上分别建有红、白、绿、黑四座佛塔，代表四大天王；大殿四周还均匀分布着4大殿和8小殿，表示四方咸海中的四大部洲和八小洲；寺庙建筑群的外围是一道圆形的围墙所环绕，象征着世界外围的铁围山。在这里还出现了藏区第一批学术精英(七名藏族贵族青年在印度高僧寂护的主持下成为“觉士”)，第一次实现了“佛、法、僧”的紧密携手。它被称为西藏的第一座佛教寺院，实际上它就是西藏神圣的根。
然而，正如任何神圣的事业都会有它的阴影，寺庙背后的政治经济学与人生命运很值得我们关注。社会经济中的大量财富与生命中宝贵时光的奉献，长途朝圣路上的苦行，在种种宗教土木工程中的艰辛与伤残，极其繁复的各种宗教仪式、活动中对经济的消耗，所有这些都在神圣祭坛的帷幕后一刻不停地发生着，整个西藏一直把自己投入到宗教这一神圣、巨大的信仰搅拌机中搅拌。有人统计：在解放前，西藏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92％都用于宗教方面；在今天，藏人每年的收入也约有1／3被送进了寺庙或消耗于宗教；西藏僧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18世纪大约是13％，在20世纪前期的四川德格藏区竟高达33％；到了90年代中期的统计，正式出家的僧侣达到西藏总人口的2％，在某些小区域会达到当地人口比例的10％；而且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大量未经政府批准自行出家的僧人。僧侣脱离生产劳动，但寺庙的经济收入不菲，而且在今天除了信众捐献之外，还多了不少票房收入、景点拍摄收入等进账。
在经过由雪山和峡谷构成的隆子县境之后，进入错那县。“错那”在藏语中的含义是“湖的前面”。湖在藏人心中很是圣洁。西藏的湖总是那么湛蓝、安详、圣洁，面对神湖，可能很少人会想到青藏高原上的湖泊正在扩张泛滥的问题。随着全球变暖和冰川融化，青藏的湖泊湖面上升、面积扩张的问题日益严重。据有关资料，近年来羊卓雍湖湖面上升强烈。2004年就上升了1.5米，淹没了6个乡的部分草场，至今上升趋势仍在延续；与羊卓雍措邻近的普莫雍湖的上涨也对牧区的民房、草场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不得不在该湖东面挖渠导流。类似情况也在西藏各地湖泊出现。
“发展”是新一轮的异质性
西藏的门巴族恐怕还不是太为人们所了解，但门巴族的变化已经堪称日新月异。“门巴”是藏语的汉文音译，“门”指的是西藏东南部的门隅地区，“巴”是人的意思。“门巴”即门隅地方的人。196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门巴族为单一民族，统称门巴(Monba)。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之一是错那县勒布沟。据介绍，勒布下辖基巴、贡日、麻玛、勒乡4个门巴民族聚居的乡，总人口643人(其中门巴族574人，藏族69人)，总面积600平方公里。勒布办事处是行政管理机构的驻地，旁边有小学、小商店、邮电所、小饭馆等，也有驻军部队。
在小学的操场上进行了一场临时的舞蹈表演，以欢迎我们的到来。门巴人有热情奔放的酒歌，门巴语称“萨玛”；有忠贞诚挚的情歌，门巴语叫“森木能古鲁”——心中的歌的意思；还有起伏跌宕叙事诗，门巴语叫“卓巴古鲁”——牧人之歌的意思。门巴人的民间舞蹈有宗教性质的，门巴语称“巴羌”，意为跳神舞。舞者在神灵面前歌之蹈之，目的是向神献媚，获得神灵的庇护和降福；也有习俗舞蹈，脱胎于宗教祭礼舞蹈。但是，在小学操场上的这场歌舞表演却不是这些节目，一位当地人翻译给我们听，她们的歌词大意是感谢、感谢，还有就是欢迎、欢迎。我不知道是因为安排者的原因还是某种实质性变化的原因，总之我感觉到了强烈的变异性，或者还可以由此杜撰出一个貌似民族文化学的概念：后民族歌舞文化。
门巴人住的是干栏式的房子。住房的建材一般都是就地取材，用石块为主，以木头、竹子、草等作为辅助材料，既经济又实用。房屋多半是两层小楼，上层住人，下层关牲畜。近年来，在政府资助下修建了不少门巴人的新房子，在进入了勒布地界的盘山路上俯瞰山谷，会看到许多天蓝色的屋顶，那些就是政府资助修建的新房。我们参观了一所门巴人的新民居，其豪华与现代化的程度，以及满室内装饰着政治领袖像、宣传画和明星大头像，均令人惊异不已。
很多变化都是由外部引发而来。有学者关注50年代初解放军进藏后的变化，如解放军和共产党干部给修路的藏民发工资，让西藏儿童免费上学，培养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所有这些都改变了原来的徭役制度、寺庙教育制度和贵族政治制度。小时候我们看电影《农奴》的时候总有一种疑问：解放军首长怎么还会与万恶的农奴主相谈甚欢？后来那位首长扶起跪在地上做上马台阶的农奴强巴，我们才舒了一口气。这些变化都与原来的秩序发生激烈冲突，是任何现代性力量的试金石。与我们今天眼前看到的景观变化相比，真正深刻的变化还在于社会系统内部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生长、转换。
同质性与异质性的问题同样是一部西藏政治史的核心之一。自吐蕃时代以来，由于封闭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西藏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来临之前都是在同质性系统中发展。内地的社会革命、新中国的建立使西藏地方系统第一次面临了异质性问题。现在明显可以看出，“发展”取代了“民族”、“宗教”、“阶级”而成为了西藏的关键词，“发展”就是新一轮的异质性。圣藏之变与后西藏时代的来临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新课题。
◎李公明，学者，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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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大昭寺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