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年：扎根大陆，决不漂洋过海
●他曾考入黄埔军校，却两次放弃从政。
●他是牛津博士，曾有去美国的机会，但他坚持留下为祖国做事。
●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翻译与写作，翻译《国富论》时已经90岁。
●他的长寿秘诀：心态要平衡，头脑要常动，常学新东西，身体要锻炼。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杨敬年小传
杨敬年，1908出生于湖南汨罗，著名经济学家。1932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1936年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45年作为第八届英国庚款留学生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至今。著有《人性谈》、《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等，翻译有《国富论》、《英国议会》、《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第一花旗银行》、《银行家》等著作，其中大部分译于“文革”期间。
去南开采访之前，首先碰到了杨敬年的一个学生，现在是天津市的高级官员。他告诉我，一定要去采访杨先生，老先生身上充满了传奇色彩：牛津博士，本有可能成为国民党高官；两位文化名人曾围绕他展开一场“何陈之争”；经历战乱，“文革”受困近30年；90岁高龄时译的经济学名著《国富论》成为畅销书，等等。
这位老学生充满崇敬之情的讲述，让我对采访充满了期待。杨敬年住的房子是南开大学八十年代初兴建的“教授楼”，已经很破旧。除了孙子一家，他自己的小房间里挤满了书、桌子、电脑和一张窄窄的单人床，床单都旧了，但很干净，墙上是去世的老伴放大的照片。我们上楼的时候，看到老人站在门口微笑地等着我们，走的时候又一直站在门口目送。
他告诉我们长寿的秘诀是：心态要平衡，头脑要常动，常学新东西，身体要锻炼。这位已经98岁高龄的经济学者，据说在两年前还每天围着学校的湖疾走健身；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写作，刚写完一部20多万字的回忆录；会用电脑，正打算学习五笔输入法；头脑清醒，慈祥谦和，喜欢侃侃而谈。
听说我是从广州来的，杨敬年主动问我：会说白话吗？1951年他曾自动辞去南开大学财政系主任的职务，到广东南海县参加土改工作七个月，至今还记得一些粤语：“那时候我们去的一群人都听不懂，觉得简直像外国话一样，我还好一些。湖南人嘛，离广东近。”
放弃从政
1927年杨敬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恰逢大革命时期。他考进了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学习步兵科，准备参加革命。刚进去三个月，许克祥在湖南反共，即“马日事变”。出身贫苦的杨敬年出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朴素的感情，自动离开了黄埔军校，考入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书。
南方都市报：你是1936年考入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但之前好像是在国民党的大学？
杨敬年：对，我在中央政治大学读的行政系，这个系是培养学生做县长的。当时我们的毕业生就是做国民政府的县长、行政督察专员，以后做民政厅长这样一条路。但我不愿跟他们走，我准备考留学出国。那时留英庚款啊，是要求大学毕业工作两年或者研究两年相关学科，才能申请。当时全国只有南开大学招经济学的研究生，正好是两年毕业，也有奖学金，所以我就考到南开了。
南方都市报：你不想当官？
杨敬年：去国民党的学校读书，我不是为了做官的。当时考中央政治大学很难的，20个人才取一个。好多人考就是为了求个一官半职，我呢是因为它四年都不要钱，是公费，我家里困难嘛。读完了我就打算出国学习。如果当年走这条路，那我现在就在台湾了，我的好多同学后来就在台湾，都是高官厚禄。
当时中央政治大学是国民党所谓“二陈”，“CC系”在控制，就是陈果夫他们。蒋介石是校长，陈果夫是管理学校的。陈果夫他们用人就是说，你得听我的话，你不听我的话，你就是条龙我也不用你。我这个人脾气又倨傲，所以不愿意跟他们走。这是我第一次放弃从政的机会，后来又有一次。
南方都市报：据说你后来还做过孔祥熙的秘书？
杨敬年：我在财政部当过秘书，孔祥熙是当时的财政部长嘛，秘书有很多的，我管海关总署、统计处等很多单位。我在南开只读了一年，“七七事变”就发生了。我们这班研究生都没有读完。又是世界大战，好几年都没有向外派留学生。我就同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老师在重庆政府工作，先后跟着方显廷、张纯明和何廉老师，在重庆呆了很多单位，其中一个就是财政部。
那时就是为了谋生，但我还是想出国，每天早晚读书，白天在办公室没事也读书。我这性格不适合做官。当时也可以做官一直做下去。那时候国民党的官分五等吧，选任、简任、委任等，我那时也差不多做到简任了，就相当于现在的司局长。但我还是想留学，去读读书。所以这就是第二次放弃从政。
南方都市报：你们在南开的时候好像闹过退学，有这事吗？
杨敬年：我们这班有9个人，燕京、清华、北大、辅仁、南开，就我一个是南方来的。我来的时候，前任所长何廉刚到国民政府去任职，方显廷代理所长。我们进来以后，南开当时经济系是三天一大考，五天一小考，非常严的。对研究生也考，我们都是外校来的，不习惯这种考试。我们就要求改革，方显廷不答应。我们就说要卷铺盖走，要集体退学。当时学校采取“分化”政策，像燕京来的学生，让燕京的老师去劝，但还是不行。方显廷只好答应了，改为考两次，期中一次，期末一次。后来何廉在南京听到这消息，非常痛心啊。其实不是我带头，只是我是班代表，也可能我年纪大一点，当时我已经28岁了，班上有什么事情方显廷都找我去协调。
南方都市报：战争起来之后，你是怎么离开学校往南边走的？
杨敬年：卢沟桥事件的前几天，方显廷有次找我，说你们这班研究生谁在天津有家，没家的跟我走，反正我有饭吃，你们也有饭吃。我们这才意识到局势的严重。因为那时初到天津，每天有日本飞机在天上飞，地下到处是日本兵，老早就是那个情况，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这回是真的严重了。
所以我和两个同学就提前外出考察，拿着学校的介绍信和经费，去浙江、江西和湖南三个省考察。我们到南京没几天，南开大学就被日本人炸毁了。那时何廉在南京嘛，我们就去看他。他说，既然都出来了，就继续考察吧。
我们就到杭州考察了两个县，金华和南溪，头一次在杭州碰到日本飞机。我们住的青年会在楼上，我们还到屋顶上去看飞机。杭州不是有个飞机场吗，日本人就来炸。后来我就回湖南老家了。老家穷啊，差不多没饭吃的，所以转年我就到湖南民政厅去工作，中央政治大学的人都在那里。
南方都市报：后来又去了重庆？
杨敬年：我在湖南民政厅工作没两个月，方显廷四处打电报找我，我就跟着他到了贵阳工作，每个月100块钱。后来张纯明来信请我到重庆行政院去工作，说他那里给我是两百块钱一个月。方显廷一看，这待遇相差也太远了，就跟我说，你去吧，我不能耽误你前程。
我离开贵阳的时候，正是日本飞机炸贵阳时，死了几千人哪。我住的房子也被炸了。我们早上坐汽车刚走，中午我的房子就被炸了，所以我就逃脱了一劫。到了重庆，张纯明安排我在行政院的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做调查员。后来又换了很多单位。
牛津岁月
1945年，杨敬年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攻读“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PPE)”。在牛津3年，他先后担任了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留英中国学生会主席，并于1946年率领留英学生组成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学联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
南方都市报：你什么时候考到英国留学的？
杨敬年：留学我考了两次，1939年考第七届英国庚款，我就差0.9分没考上。因为有一项专门制作占5％，我没送。我想送它干嘛，每门课多考几分就行了，没想到竞争那么激烈。钱伟长就是这一届的。这一耽误下来就是六年，因为打仗，都停招留学生了。等我出国就到了1945年，第八届庚款。
南方都市报：第八届出去了多少中国学生？
杨敬年：往届都是20多个，但我们那届庚款出去有100多个人。我们1945年8月4号从重庆动身，日本还没有投降呢。坐火车到加尔各答，又到孟买去坐船，在火车上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在印度我们等了两个月的船。我们坐的船是战后第一艘民用客船，用货船改造的，船上都是复员军人，我们100多个中国留学生就睡在舱底的吊铺上。
南方都市报：在牛津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杨敬年：我们每个月的补贴有30多英镑，钱是很宽裕的，所以我们读书时没有打过工。
我在学校住过两个学期，可以说是贵族生活。从早上起来吧，就有个老头，实际上是院里的管事，把你窗帘拉开，叫一声“GOODMORNING，SIR”，意思就是说“你得起床了”。上午就有妇女来给你扫地，收拾被子。到傍晚，这个老头又来了，给你把窗帘拉上，说“GOODEVENING，SIR”，给你把被子打开；到睡觉的时候他又来了，说“GOODNIGHT，SIR”。非常客气，但实际上他在管理你，督促你按时起床、学习、按时睡觉。
何陈之争
“去美国之前，何廉在金城银行给我留了一点金子，说：‘敬年，你还年轻。’意思是让我好自为之。”1948年杨敬年学成回国，陈序经与何廉围绕聘任他展开一场竞争。
南方都市报：你本来是差一点就去了美国，怎么又被何廉叫回来了？
杨敬年：去美国其实也是何廉叫我去的。当时他在美国讲学，跟我通信问我的情况，让我毕业后去美国，先在国会图书馆呆一年。但后来张伯苓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长之后，让何廉继任南开大学校长。所以何廉又催我回南开，给我寄了500美元作为旅费，我就回来了。
轮船的经济舱必须在年初就要订，当时我订了一个到美国的，订了一个回国的。等我要走的时候，轮船公司只给我留了到美国的。他说，你都能到美国了，你还要回中国做什么呀？所以我没办法，只好找驻英的大使馆，大使馆里的经济秘书啊、总领事啊都是我政治大学的同学，他们是外交系的，都比我晚毕业。他们那里保留有两三张头等舱的票，所以我回国就很舒服了，坐头等舱回来。
南方都市报：你是先到的广州？听说陈序经想在路上截住你？
杨敬年：那时船不能到中国，因为中国正在打仗，所以英国的船是在香港登陆的。我们到了香港以后，当地报纸的报道就有我的名字了。当时陈序经在岭南大学当校长，他看到了我的名字，就找他一个香港的亲戚来找我，邀请我到岭南大学去玩。
陈序经是我的老师，在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时候他教我们科学方法论。所以我就去了，在他家里住了一些时候，他就力劝我留在岭南大学，说岭南跟牛津的制度比较像。岭南就是现在中山大学的地方，风景挺好的。岭南大学有三所宫殿式的宿舍，一座里住两家。他给我安排了一家住。那时岭南是拿港资，待遇也比较好。
陈序经当时刚刚接任大学校长不久。他留了很多名教授在岭南。像姜立夫啊、陈寅恪啊、王力啊，还有协和一大批老师都被他留在了岭南。他也物色了一些新从国外回来的青年学者，他也想留我。
南方都市报：那你怎么办？
杨敬年：我不能决定啊，因为我是答应何廉才回来的。当时何廉刚好从美国回来了，船到香港，我和陈序经两个就去香港看他，吃了一顿饭。他们两个谈我的问题，我不在场。事后陈先生告诉我说，何廉不反对你留在岭南，那500美金是金城银行的钱，我们岭南来还好了。所以我就跟着陈序经回到岭南大学。
到了秋季马上就要开学了，那时王力在做岭南大学文法学院的院长，冯秉铨是教务长，他们两人来看我，还请我在开学典礼上代表教师讲话，我也讲话了。但学生都等着开课了，我的书还在上海，从英国运到上海的。何廉叫人把我的书扣在上海，说，敬年的书慢点给他寄去。我没书不能开课啊，没办法只好又回南开了。
南方都市报：他是想逼你回去吧，后来呢？
杨敬年：后来何廉在南开也只做了两个月校长就去美国了，因为马上要解放了嘛。去美国之前，何廉在天津金城银行给我留了一点金子，说：“敬年，你还年轻。”意思是让我好自为之。金城银行其实是党的地下组织，何廉不知道，金城银行各个分行的负责人都是何廉给介绍的，都是我们研究所的同学。
何廉暗示我要走随时可以走，我当时也有护照。可是我就不想走了，我想就在天津迎接解放吧。因为我从小家里穷，我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都有一些朴素的感情。共产党胜利了，我可以工作了。我心里还暗暗高兴。
南方都市报：你回了南开，后来跟陈序经还有交道吗？
杨敬年：有过几次接触，是陈序经后来调到南开做副校长的时候了。当时中央认为，陈序经的华侨关系太复杂，让他在南方不太好，就调回来。后来给他加了很多的罪，什么特务啊的。太可惜了，陈序经死时才64岁。
我在南开跟他见过一两次，那时候我因为是反革命分子啊，受管制啊，我不敢到他家里去，怕给他惹麻烦。“文革”前有一次劳动，我们到各家去装玻璃，那天就到他家里去装玻璃。他问，你怎么不来看我，我说我不好来看你。后来“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了，我们在学校蹲在地上拔草。他刚好从路上过来，说草地挺好的呀，拔掉干嘛？他那时候还不知道“文革”后来的发展情况。没过几天他也受到影响了，两夫妇给赶到一个6平方米的小黑屋里。他死那天是他爱人出去买菜去了，他心脏病发作，等爱人回来时他已经死了。
老骥伏枥
天津解放后，杨敬年被聘为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创办财政系。1957之后即被打为右派、反革命分子，遭迫害20多年。“这一搞就是20多年啊，这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候。等我落实政策的时候我都70岁了。”1978年落实政策后，在国内高校最早开设发展经济学专业课程。
南方都市报：当时没想过你可能会有麻烦吗？
杨敬年：当时我觉得我没什么问题。我家里都是贫农，一点钱都没有，完全是靠公费读书。大革命的时候参加革命，因为湖南“马日事变”反共我又自动离开，我想这都算光荣历史吧。虽然在政治大学读书，是因为它公费嘛；抗战工作七年，那是谋生，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不算历史问题。我想我没有问题，可以好好工作了。
后来才发现我的看法很天真。老是追我的历史问题，说“你是国民党大学毕业的，在重庆工作过”啊，1957年反右时候我就成了极右派，后来是历史反革命，处理得特别严重，法院直接宣判管制三年。
南方都市报：不过解放之初你还是得到了重用，创办了南开的财政系？
杨敬年：天津解放以后，南开大学当时是军管，我也被聘为校务委员。原来南开有政治经济学院，我就在政治系教书。一解放，全国大学的政治系、法律系和社会学系都取消了，南开大学的政经学院只能改成财经学院，但没有财政系呀，就叫我创办财政系，兼任系主任。当时全国各高校的人事都冻结，我想办法聘请到了财政专家陶继侃、李建昌几个老师；又跟中央财政部订合同，请部里的司长和苏联专家来系里讲课，我就带学生到财政部实习。这个系办了五年，培养了一些财政人才。最近听说要重新恢复这个系呢。
南方都市报：再往后就是“文革”了。
杨敬年：是啊。我原来是四级教授，每月拿200多块钱，法院宣判后就让我到经济系的资料室管制，每月给30多块钱的生活费。后来定了一百多块钱，三级资料员的工资。
这一搞就是20多年啊，这20年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候啊。从我40岁到70岁：先是右派，以后是历史反革命、劳动改造、管制，等我落实政策的时候我都70岁了。所以我又工作了20年，我的一些重要著作都是这20年里写出来的，发展经济学的几本书都是这时写的。
那时我家里还出事，我老婆1974年瘫痪，在床上一躺就是24年；1976年我儿子又得急病去世了。所以那时是最困难的，也没什么朋友，都靠我一个人支持下来，我也算是一个强者了。
南方都市报：你后悔过吗，当年没有去美国？
杨敬年：我不后悔。有好多同学问过我，当年去台湾多好啊，留在美国多好啊，少受几十年罪。但我觉得，在国内我多少还可以做些事情，到国外我个人可能好一些。我在台湾的同学都做了很大的官，做大使，做部长，做咨政。我如果去了台湾或在美国就不能给祖国大陆做事情，我现在翻译了很多书，教了很多学生，我还是挺高兴了。
南方都市报：你翻译《国富论》的时候已经90岁了？
杨敬年：是呀。当时陕西人民出版社要翻译一套“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十本著作”，经济学方面就选了《国富论》。他们来找我，知道我年纪大了，怕我不接受，我一看这本书还是不错的，就接受了。这本书曾经有两个译本，最早是严复译的，叫《原富》，是文言文。解放后有郭大力、王亚男他们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呢是第三次译。没想到出版以后成了畅销书。出版社也没想到，因为他们十本书里其他的印一次也就完了，这本书印了8次，发行了5万册。
之前做右派的时候，我也译了很多书啊。当时又不能做别的，政治上那样，别人也不跟你来往，译书也是一种乐趣吧。当时译书都没稿费，也不能用我的名字。开头译的一本《英国议会》用了笔名“蓬勃”，以后译的一本用“杨严森”，有的书就用的“南开大学经济系”，最后一本《银行家》才用了我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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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湖南邵阳人，耶鲁大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他首创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被誉为“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1948年赴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75年病逝于纽约。
陈序经海南文昌人，192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兼文化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于一身，学贯中西。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
B14版－B15版撰稿：本报记者田志凌
摄影：韦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