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想到过，国内国外的不同，并不只是文化文本的不同，而且是人们对于文本的体验方式完全不同。
撰稿／沈双（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助理教授）
夏天到了，我的阅读习惯不得不有所改变，因为不断在旅行。今年在跨洋飞机上惊
诧地发现几年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小说《耻辱》原来如此可读，与他的早期作品《等待野蛮人》完全不同。库切以善于描写沉重的话题著称。这部小说也毫不例外，描写的是废弃了种族歧视政治的新南非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肃的社会问题就是性别歧视。主角大卫·卢瑞是一位英语系的教授，因为与女学生有染而被学校勒令公开道歉。他无法忍受这一耻辱愤而辞职，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更大的耻辱，他的女儿被打劫而且遭遇强奸。幕后策划这一惨剧的正是女儿的黑人邻居彼特尔斯。如何诉诸法律？而正义又何在？库切的勇敢在于他敢于挑战体制。新南非表面平等的自由主义体制在他看来并无法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的问题，白人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并不能靠几个受过压迫的黑人个体通过暴力得以削弱，财产上的不平等更不能通过买卖女人来得到弥补。库切讲的是超越社会体制的问题。他强迫读者反思一些西方社会的最根本的观念，比如平等，独立，以及私有财产等等。
本来毫不期待这样一部严肃小说成为飞机上的休闲读物。但是我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大卫·卢瑞这个人物既可爱又可怜，作者又是那么不动声色，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从他的角度来看问题了。突然间暴力发生了，才觉得这个人的视角是那么有问题，可那时候已经义无反顾地爱上他了。我在想，如果库切写的不是这样重大的话题，而是毫不重要的琐事，大概也能够产生同样的效果。语言好像是一个围幛，把现实的世界隔在外面，里面的风景完全不同。
我虽然很喜欢这样的阅读经验，但也知道边走边读的时候，是不可以强求某一个固定的阅读模式的。有没有人想到过，国内国外的不同，并不只是文化文本的不同，而且是人们对于文本的体验方式完全不同。就好像西方流行的东西一定与东方不一样。
比如国内不大有私密阅读这个习惯。目前一本流行书《八十年代》从形式到内容都在强调表演性和对话性，八十年代的风格好像就是动不动就能凑在一起玩儿。好像大家都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大段大段的思想，必须要找个人发泄出来。读书是一种集体活动。由这本书引起的一系列回忆文章无一不涉及到八十年代种种的集会活动，最有名的是赵越胜的沙龙，还有文艺批评家李陀和几位作家之间极其不拘一格的交流方式，大半夜可以上门借书，经常彻夜长谈。真不知道他们的家人当时是作何反应。
访谈录实际上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品，作者可以掌控的空间是要与被访人共享的，被访人又不是小说里的人物，随便你去塑造。因此这个形式表演性极强，好像有点像现在电视上的天才秀，虽然电视节目对于格式的规定非常严格，访谈当然要随意得多。
我在想，怀念八十年代的人，是不是就是在缅怀某一种集体文化？虽然说这种集体文化当时已经十分地个性化。我记忆中的八十年代就是这样的，虽然无缘被接纳进这一集体文化，但是有幸在边缘晃着，跟着不少人闹哄哄地找地儿吃饭，喝咖啡。
后来有的人走进了九十年代，有的人出国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行走让我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阅读习惯。飞机上是很难聚在一起聊天的，但是却可以与作者一对一地交流，碰到了如库切这样好的写手倒也不失为一个有趣的经验。但是这之外的我仍有隐隐的不安，不断在走，不断在找，是不是因为八十年代的阴魂仍在我的身体里作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