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抄袭案判决，因为两位80后代表人物的拍案而起，再次被推到台前。日前，对于郭敬明不道歉始终保持沉默的张悦然，在博客上写下了一篇名为《80后：一场“奥斯维辛”悲剧》，以犀利的文字，指向郭敬明不道歉的行为让他“丧失了从文资格”，同时呼吁“80后”写作群体要自我拯救，否则“会让罪恶借文学之名以行”。无独有偶，韩寒也在自己的博客上，批评郭敬明的拥护者一味维护偶像的行为是“幼稚、是非不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张悦然和韩寒站出来之前，可以说整个文学界对此几乎是沉默不语的，即使是张
、韩两人的檄文发出至今，整个文学界还是一片静默。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虽然大部分人对郭敬明抄袭事件非常熟悉，但大多数人明确表示不想或者不便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或意见。即使是在张、韩二人明确立场的博客文章发表以后，整个文坛、评论界还是保持着长时间的沉默。郭敬明挑战的是写作的底线，张悦然在博客中写道，她和她的同龄人曾经是一群有着纯粹文学梦想的少年，“直至‘郭敬明事件’爆发，预示着我们这代人肆无忌惮地走向了我们梦想的反面。而沉默的大多数印证了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郭敬明事件的灾难性还不在于抄袭行为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回响，冷漠和没有负罪感才是最可怕的”。
也有一些人表达了自己沉默已久的原因。作家方方说，我欣赏张悦然站出来说话的态度。但是，我不认为，所有的作家就应该有必要和责任站出来说话。我不想说，不代表没有勇气说，也不代表没有是非观和道德观。现在的问题是，一旦有人站出来说话，就会遭遇一群蒙面人失去理性的谩骂，就像一群疯子和流氓。
方方认为，整个事件，是非应该是十分清楚的。法院已经作出明确的判决，但还是有那么多“粉丝”去盲目追捧和崇拜。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作家的责任，也不是文学的责任，而是整个教育的责任。
评论家谢有顺则透露，事情发生后，张悦然给他打过电话，“但是我确实不想说。我为什么不愿意说？我申明，批评家不会对任何事情去发表批评。在郭敬明事件中，法律的意见才是最终的意见。如果有人说，这对一个批评家来说，是丧失了立场、人格和良知，那么，这么伟大的道德要求实在是太沉重了。批评家不可能对任何事情都发表意见。王小波曾经在他的一篇杂文中这样说过，永远在判断是非的人，对文明的贡献是最少的。我个人很警惕成为这样的判断师。有的批评家专门判断是非，还有一种是用创造的方式来介入社会，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方式。沈从文对时代所表现出的爱与恨，远不似老舍那般的强烈，但是他也实实在在地做着事情，编著《中国服饰史》，你不能说他没有道德是非，这也是一种创造的方式，也是知识者的一种良心。不能所有的人都做老舍，向社会表现出凛然的是非观，还要有人做沈从文，有人做钱钟书，他们一样可以贡献社会。本报记者陈熙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