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石岩
■20年前的《话说长江》：你看了20多集，能记住一个人吗？
■20年后的《再说长江》：没有人，这集就不成立。
1982年，11岁的李曦在重庆长江大桥上晨跑，他穿着鲜红的运动服，跑在宽阔的桥面中央———在《话说长江》的镜头下，这座公路桥上，一辆车都没有。
在《话说长江》里，李曦没有名字。晨跑、少年、红彤彤的朝阳、新落成的大桥———这些信息集合在一起，已足够完成任务，名字是多余的。
1990年代，纪录片工作者吴文光曾这样评价被誉为“时代里程碑”的《话说长江》：你看了20多集，能记住一个人吗？
两年前，《再说长江》开拍时，剧组把当年在《话说长江》里一晃而过的脸定格成100多张照片发表在沿江省市的晚报上，以《你是谁？你在哪里？》为标题“真情寻找”，最后找到李曦等4人。这些两度被国家电视台记录成影像的人，不约而同地用“激动”表达他们的心情。
从桥中央跑到桥边上
24年前，李曦是重庆业余体校游泳队的学员。到重庆取景的《话说长江》摄制组要找一个在长江边长大的、会游泳的孩子。虎头虎脑的李曦被日本摄影师选中，拍了一系列在游泳队训练、在江边嬉戏的场景，并且“设计”了一组李曦在重庆刚刚落成的长江大桥上跑步的镜头。
晨跑是李曦每天的功课，不过，跑步地点从操场搬到了长江大桥。
“我是跟着摄影车跑的。摄影车在马路中间开。”李曦告诉记者。
这组充满象征意味的镜头被央视的编导相中，编进《话说长江》里，李曦在游泳队训练的镜头没被选上。
24年后，《再说长江》剧组找到了35岁的李曦。
《再说长江》在李曦家附近的“长江二桥(因为重庆其他五座长江
大桥相继建成，1980年代落成的“重庆长江大桥”改叫“长江一桥”)”上再次搬演了晨跑的镜头。
从省游泳队和皮划艇队相继退役之后，李曦现在在一家地图图文广告公司上班。晨跑，对他来说，很难得。这一点，《再说长江》总编导李近朱是知道的。
“我的基础是真的。人是真的，事是真的，但是我们为了对应20年前那个象征性的动作，我们把它摆了一下。如果李曦20年前是跑步，20年后我们让他在电脑前坐着，观众的联想就差了。20年后，可能他晨跑，可能他不跑了，但是我们让他回到20年前的状态，让他跑跑步，这也没什么。但是这个在表现上就很有力量，20年的同一个姿势，20年后换了一个时空。这就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
这次，他跑在大桥边上的人行道上。镜头汇聚在他身上，又一点点推拉开去，画外音及时跟进：“当年，李曦在重庆第一座长江大桥上晨跑，现在，连同6座长江大桥在内，横跨这个城市各个水域的大桥有十几座。”
画外音还在继续：“重庆，这个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其面积是三个老直辖市面积的2.33倍，重庆的地图每3个月就要更新一次。”
李曦被没有疤痕地镶嵌进这组数字里，镜头从他身上拉开，从一座桥到灯火璀璨的朝天门码头，到壮观的城市全景。
“长江”Vs《姿三四郎》
“这个旋律得准确地传达长江的形象，而且还要能够流传。当时，北京正在播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大街小巷都在唱《姿三四郎》的主题歌。”李近朱说。
1982年《话说长江》开拍时，李近朱已在央视当了8年的音乐编辑，工作职责是为重要的电视专题片配乐。每次开创作会议，编导们围坐成一圈，音乐编辑搬把椅子坐在圈外。
当时，央视仅有“中央一套”和“中央二套”，主要节目形态是新闻和文艺演出，扛着摄像机去录京剧和音乐会曾是很多央视人的主要工作。
与此同时，日本的电视机和电视节目一起向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涌入。一系列深入中国腹地、瞄准重要文化遗存、地理景观的专题片，以中日合拍的形式搭台建组，先是丝绸之路，后是故宫、长江、黄河、长城。
《话说长江》就脱胎于这样一次中日合拍：日方出钱、出设备，中方出人出力。拍摄完成之后，日方把素材带回国内，剪了一部单本纪录片《生生不息》。中方派员到日本的电视台看素材，把需要的部分拷贝回国。日方的35mm胶片素材不能满足需要的时候，中方用16mm摄像机补拍，再拿到日本中央显像所洗印，最后编辑出25集“大型系列电视节目”《话说长江》———这是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第一部系列专题片。
日本之行，除了抱回一台14英寸“日立”彩电，李近朱第一次从电视上完整地看到了总长6380公里的长江。“那时候，眼界在封闭中刚刚打开，对任何事都很新鲜，就是屏幕上出现一个黄山都要看很长时间。除了电视之外，就是看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从冰川上滴落的一滴水，到源头汇集万千支流的“辫状水系”，从波涛汹涌的金沙江到“月涌大江流”的入海口——被胶片记录的长江对当时的李近朱来说，无疑是“视听奇观”。
震撼如此强烈，李近朱决定用音乐塑造长江的形象，“就像黄河有《黄河大合唱》、伏尔加河有《伏尔加船夫曲》、捷克的沃尔塔瓦河有《我的祖国》一样。”
李近朱找到中央歌剧院40多岁的作曲家王世光：你能不能创作一段能准确表达长江形象的音乐，要像《姿三四郎》的主题歌一样深入人心。
按照李近朱的建议，王世光没有采用惯常的写总谱的创作方式，而是用铅笔写了3段旋律。第一个旋律抒情优美，第二个跳荡起伏，第三个是明亮开阔。所有听过三个旋律的人都选择第二个。这个总长50秒的旋律就成为《话说长江》的片头曲。
砍树声曾经那么动听
1983年8月7日，《话说长江》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
生活在长江流域的3亿中国人和他们更广阔疆域内的同胞遭遇到与李近朱同样的视听震撼。每周播出一集的《话说长江》创下了40％的收视率。此后，在纪录片领域，这个数字很少遇到挑战。
每个星期日晚上，很多中国家庭“像过节一样，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待主持人陈铎和虹云的出现。在《话说长江》之前，专题片里是看不到主持人的，一个标准的“播音腔”藏在画面背后完成“解说”的功能。
满头银发、一脸书卷气，不时用“啊”、“呃”、“呀”一类的语助词打破标准播音腔的陈铎，一时间以“亲切自然”、“娓娓道来”征服了一大片观众。甚至，他穿什么衣服也能成为一时的话题。
有一次，陈铎穿一件撇领夹克出镜，被领导批评为“流里流气”。第二天，陈铎就换上了一件扣到脖子根的中山装。却有观众来信称赞陈铎穿着那件夹克“风尘仆仆”地站在长江岸边解说，让人觉得亲切。
那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科技兴国”纷至沓来的时代。影响一代青年和学者，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所不包的《走向未来》丛书正在策划出版。李谷一穿着拖地长裙在《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里鼓励人们为“四化”流汗。
李近朱编片子时看到长江上游砍树的场景：“树一棵棵地倒下来，从山上掉进江里，水就势把它们像木排那样汇聚起来，向下游冲过去。”
胶片拍的是“默片”，树是无声倒下去的，李近朱要找到树折断的声音配上去，“当时觉得这个声音很动听，象征着我们祖国蒸蒸日上。”配上音效还意犹未尽，李近朱又为这段画面配上“表达歌颂心情”的音乐。
在“增长知识”、“陶冶情操”、“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之余，很多人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了自己，尽管脸一晃而过，没名没姓。在南京街头，在丽江边上，在看龙舟的人潮里……他们进入镜头，不是因为在大炼钢铁或抢修公路大坝，也不是因为他们是英雄或劳模。
每个星期日的晚上，9亿中国人的电视大餐是这样开场的：第一个镜头是长江源头的一滴冰川融水，第二个镜头是倾泻而下的瀑布，镜头再跳转，伴随着一帧一帧俯拍的全景图，50秒的无名弦乐像汇集万千支流的大江，涌过隘口，迎面涌来。
“只要到了那个点儿，你到哪家去，听到的是同一个声音。它形成一个符号，好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一样，这个旋律就成为《话说长江》的开始曲。”有一天，李近朱走在街上，听到小孩用笛子吹奏这个无名旋律，他知道他的目的达到了。
当时，《话说长江》的音乐仍然只有曲，没有词。
1983年底，《话说长江》播完，李近朱觉得50秒的片头曲如果就此淹没掉很可惜。他向《话说长江》的总导演戴维宇建议，能不能把它扩充成一首歌，歌词向全国征集？
身在沈阳、从没到过长江的军旅词作者胡宏伟的《长江之歌》从4800份应征的歌词中脱颖而出。他全部的灵感来源于他从电视上看到的《话说长江》。
胡宏伟的词、王世光的曲以及《话说长江》如此贴切，以至于它们欺骗了很多人的记忆：时隔几年，很多人把《长江之歌》当成《话说长江》的主题歌。
这首歌改变了李近朱的命运。《话说长江》之后，音乐编辑李近朱成了电视编导。作为电视编导的李近朱迷恋跨越广袤地域的题材。长江之后，他拍过古运河，拍过大京九，拍过南昆铁路。这次，他是《再说长江》的总编导。
不能老是蔚蓝的天洁白的云
《再说长江》的另一位总编导刘文出生于1966年。他的名字里隐藏着他出生时代的信息。
1983年，安徽芜湖17岁的少年刘文从邻居家的黑白电视机里第一次看到了从家门口流过的那条大江的完整形象。
一年后，刘文穿着绿军装、蓝裤子、布底鞋，背着军挎包来到北京，成为北广电视摄影专业的大学生，从构图原则到拍摄技巧，《话说长江》是他在专业课上反复观摩的样板。
1991年，刘文到央视《中国报道》栏目工作，这个节目以风光片加解说词的形式向海外华人介绍祖国风物。这时候，他所从事的行业已经发生了后来被学者概括为“新纪录片运动”的悄然变化。刘文以摄像的身份参与了这场运动。
1992年，受中日合拍的纪录片《望长城》(用“新纪录片运动”的说法，《望长城》的突出特点是长镜头＋同期录音的“纪实”风格)影响，刘文和北广师兄、安徽老乡陈晓卿合作，用1年的时间跟踪安徽小保姆。他们以作品《远在北京的家》成为“新纪录片运动”的代表作。
接下来，刘文参与了以王洛宾为主人公的纪录片《往事歌谣》的拍摄。
1995年，刘文作为总摄像兼编导参与反映香港回归前100年历史的《香港沧桑》的拍摄。
在这一系列的创作中，以往纪录片那种“见山见水不见人”模式的局限开始出现：“那个时候，已经模模糊糊地有了讲人的故事的想法。但是采取的是夹叙夹议的形式，要时不时地有人‘阐明我方观点’，说是纪录片，又有一点像政论片。”
在刘文作为“体制内”一号参与“新纪录片运动”的时候，他所在的《中国报道》却慢慢出现危机。“看不见人”的风光片在央视所占比例越来越少，《请您欣赏》一类的节目渐渐“沦落”为节目空档里的插播片花。
2002年，《中国报道》被《走遍中国》取代。仍然是介绍各地风物，《走遍中国》以人的故事代替风光山水，成为叙事的线索。刘文是新栏目的创办人之一。
2004年，刘文任《再说长江》总编导。《再说长江》立项之后，几家日本、韩国的电视机构上门寻求合作，被央视婉拒。
“婉拒”的真正原因是：今天的中央电视台已经今非昔比。像《丝绸之路》这样有国际化背景的片子可以合拍，但长城、黄河、长江这样代表民族形象的题材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拍。
谈到《再说长江》，刘文和他的同事们最爱提及的是，用卫星遥感定位系统，用央视自有的“直11”和高原型黑鹰直升机和高清晰摄像机，“记录长江的最新影像”。
“为什么要强调设备的先进？因为这是中国电视20年来的真实变化。”李近朱说，“越是枯燥的题材越要讲究视听冲击力。如果在低角度拍长江源头的冰川区，那只能是‘冰山一角’，在高角度拍，那是冰山的海洋……我们要用鸟的视角、飞的视角，别人看不到的视角来看长江。”
让李近朱感到得意的是：“我们重庆夜景的航拍，重庆人看了都不知道是哪儿，问，‘这是上海吗？是维多利亚湾还是曼哈顿？’”
立项之初，《再说长江》的主题被定位为“展现改革开放20年长江流域的伟大成就”。摄制组在宣传品和作品之间小心地寻找平衡点。
刘文向摄影师们强调：不要主观臆断什么是最美的。如果我们把长江看作一个巨大的生命体，不同的地段，她有不同的容颜，不同天气下她有不同的情绪。水可以狂暴汹涌，也可以静流如歌。不能老是蔚蓝的天洁白的云祖国的壮阔河山。
没有人，这集就不成立
有先进设备做后盾，耐心加运气，美景总可以捕捉到。比这更难的是挖掘人的故事。
“20年前，我们拍《话说长江》的时候，是见山见水不见人，现在，中国的电视同行早就有了这样的共识，要见山见水也见人。”李近朱说。
《道化武当》一集，拍摄来的画面，加上动画模型、真实场景再现等技术手段，建筑的道理已经可以讲得很清楚：几百年前，上千工匠在陡峭的武当山上为追慕玄武神(相传在武当山得道升天)的朱棣建造“形象工程”，要在陡峭的山峰上建起恪守“皇权中轴”的建筑，而不违背道家“天人合一”的训诫以及朱棣“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的最高指示，工匠们只好让建筑画蛇添足，例如用一根直立的木柱上交叠的十二根横梁支撑一个建在斜坡上的建筑。
但是，谁完成了这么艰难的任务，谁在看护着这些珍贵的建筑，又是谁在身体力行着道家的生命哲学？合适的“人”一直都没有找到，急坏了编导，“没有人，这集就不成立。”
摄制组重上武当，几番寻找，终于找到了贾道士。
年过古稀的贾道士在最细微处实践着“天人合一”。武当山上飞舞着很多蜜蜂，贾道士和这些蜜蜂生活了十多年，他修炼的时候，蜜蜂排好阵势，嗡嗡嘤嘤地在他身边嬉戏。贾道士的碗橱是跟蜜蜂共用的，橱壁上钻了4个孔，以方便蜜蜂进出。
在最后的成片里，被嵌套进建筑原理、武当风景中的贾道士成为最大的亮点。
在刘文看来，“见山见水也见人”是一个纪录片具备“国际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比找到“山水关情”的裉节更难的是，“拍长江，有些问题你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回避就要挨骂”。三峡工程就属此类回避不得的问题。
拍三峡，《再说长江》的选择是，“政府官员和专家已经说了那么多，我们的片子要尽量让他们退后，让移民自己来说话。”
“反正爱国”
今年56岁的冉应福已经从瞿塘峡移民到安徽，生活了6年，但还没有学会安徽话。
惯于与湍急的江水打交道的人在6年平原生活之后，原本峥嵘的脸慢慢变得圆润起来，现在的冉应福有圆圆的眼睛和圆圆的脸。在老家瞿塘峡，15岁就开始当船工的冉应福曾经是十里八乡最好的船长。如今，他和他原本善于运舟捕鱼的乡亲们在移民新村盖起一排排簇新的猪舍。
大人们挥锹平整猪圈外的土地时，几个半大孩子在移民新村整饬得有些呆板的街道上学骑自行车。
傍晚，一位村民为儿子当街淋浴。儿子坐在大盆里，父亲手里灌满水的塑料桶充当笼头。水流从头顶飞溅下来的时候，棕黑色的孩子“拨浪”着头发上的水柱，露出洁白的牙———在瞿塘峡长大的他，在以这样的方式重温水的欢乐。
冉应福的老家就在长江边上，房子正对瞿塘峡口。
他家所在的大溪村是瞿塘峡里的一块绿洲。湍急的长江水从这块绿洲两侧流过，夹岸是巫山的云影。
300年前，冉应福的祖先响应朝廷“湖广填四川”的政策，来填四川，慎重选择了这块既被江水润泽又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扎下根来。
300年后，冉应福又按照政策，成为数以百万计的三峡移民中的一员。
冉应福原本极力争取就地迁移。1998年，他买好了木料，打算就地迁移盖房子用。然而，随着三峡建设的铺开，移民越来越多，本地的移民消化能力越来越有限。2000年春节刚过，要移民安徽的消息传到了大溪村。
《再说长江》记录了大溪村民2000年8月28日告别家乡的场景。
一艘挂满三角彩旗的轮船停泊在江湾，红眼圈的移民连同他们的坛坛罐罐、箩筐板凳已经整装待发。
在轮船即将启航时，当过多年船长的冉应福从自己的座位上走到驾驶室的话筒前，以自己和移民的名义，发表起在预定的告别仪式中没有的“告别演说”。
移民出发的场景，《再说长江》剧组是双机位拍摄，当冉应福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的时候，其中的一台摄像机迅速把镜头对准他。
冉应福的演说写在一张红格子信纸上。这封连标点在内153个字的《告别信》回顾了300年前祖先从湖北迁到四川的经历。
信是冉应福在3天前写好的。进入告别的8月，冉应福发现自己的表达能力在急剧下降，满腔的离愁别绪，张开嘴，却一句也说不出。
但是，这位江上当了一辈子领头人的农民笃信：告别时，有些话必须向祖祖辈辈生活了300年的瞿塘峡交代清楚。满腔的话在最后压缩成一句耳熟能详的时代口号“舍小家，保大家”。
或许，比这6个字更能概括三峡移民冉应福那份杂陈的心境的，是他贴在安徽新家门口的对联。上联：“满清兵乱填山川”，下联：“中华建设移平原”，横批：“反正爱国”。
(P1171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