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
有一篇文章叫作《季羡林的开会窍门》，说有200多个虚实头衔的季羡林，时间多半被名目繁多的会议和各色人等的拜访分割得支离破碎。好在“宽容”是季老的美德，他既不会无故缺席，亦不会中途退场，只能讲究开会的“艺术”，总结出了开会的“窍门”：即用四分之一的精力来对付开会“……我用不着注意听，我半个耳朵完全能掌握，当别人鼓掌的
时候，我跟着鼓掌。那四分之三我就考虑别的问题，做学术，一篇文章怎么写、资料怎么搜集。”他还说：“我写文章，多在会上、飞机上、路上（散步），也可以叫‘三上’吧。”这一切让我读出了酸涩的味道。
季老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比较文化学家、佛学家、翻译家、散文家。他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至今，为终身教授。主要著述有《糖史》、《土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释》、《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大唐西域记〉校注》等，并翻译了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现已出版《季羡林文集》24卷。
建国后，季羡林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等等，至今，各种职务、头衔加起来有200之多。
其实，对于季老来说，什么名呀利呀，什么职务头衔，早就成了过眼云烟。作为国宝级的大师，根本无需什么实的虚的名头来标榜和炫耀。季老一生淡泊名利，虚心向学，具有人格与学术的双重魅力。他认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期望每一个人都在道德方面不断加强修养和锻炼，“能做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而要做到这些亦必须不图虚名，埋头苦干。对于学者来说，就要耐得寂寞，甘坐冷板凳。
我知道，那200多个“职务”、“头衔”并非季老索要的，而是各级领导机关给予他的荣誉。虽说是对老人的褒奖，其实也是一些机关、部门、团体组织以壮门面的需要，说到底，“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就像巴金老人去世后，有的杂志仍然“要”他当主编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职务大多系强加给老人的。他们自以为于人于己皆有利可图。殊不知，对于借名的机关团体来说，自然是光耀了门楣，提高了声望，而对于季老来说，却是一种不小的负担和包袱。
1911年出生的季羡林，已是95岁高龄的耄耋老人。生命、健康于他已成为宝中之宝，却仍然要担当那么多的实职虚职，要开那么多可有可无的会议，要应付朝来夕往的访者。时间于他只能按分钟计算，却不得不利用时间的“边角余料”思考、写作、做学问，这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当喜还是当忧，是人生的艺术还是无奈，是生命的从容还是摧折？我深深地为他忧虑。我们期待有关领导、有关部门、有关团体，能从人文情怀和人道主义出发，主动为老人减负，让老人从所有的虚名虚衔牵累下解脱出来，放他一条“活路”。让季老在有生之年的宝贵时间能够自由支配，能够从容思考写作，能够优雅地安度晚年。事实上，颇受虚职虚名所累的又何止季老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