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文
作为一个阅读者，我总是对那些潜心写作与执著为文的优秀作家充满敬意，并且对他们的作品以及人生经历格外关注，毕竟这是走近一个作家和读懂一个作家的前提。这也是我虽然早已了解了王蒙的大半生，但依旧对他的“自传”充满期待的原因。而长达40余万字的《半生多事》则引发了我的许多阅读思考。
“我常常问自己，说还是不说？作为一个写作人，稍稍美化一下自己的长辈，避开那些太沉重、太屈辱、太丢人的事情，是不是伦理的义务、起码的准则？”这是王蒙在“自传”中交代其家世前的自我诘问，可以想见王蒙是多么为难。庆幸的是，为了让读者获得事实真相，王蒙最终鼓起勇气首次向读者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家史以及父母的尴尬婚姻。
“多少写作人是人人对不起他或她，是整个世界对不起他或她。写作人就没有做过对不起旁人的事吗？”；“多少写作人在要求别人忏悔呀，却并不用自己的真诚忏悔带动他人，不想从自身做起。”；“有几个写作人能够做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能说出关于自己的实话呢？”读着这些自我追问的真诚文字，相信广大读者会对晚年的王蒙愈加刮目相看。事实上，作为新中国诞生之后一段冗长动乱历史的一代亲历者和见证者，许多写作人本应在阴霾过去之后进行反思、反省乃至忏悔，这是现代知识分子作为“土壤中的盐分”所要求的，也是知识分子作为“理念人”的标志之一。遗憾的是，直至几十年过去，我们所期望阅读到的文字却少之又少，能够摆得上桌面的也只有巴金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这是不是一代知识分子难言的悲哀呢？幸好这一点王蒙看到了，也想到了，否则他不会发出令人忧愤的声音。
“我的回忆面对祖宗，面对父母师友，面对时代的、各方的恩德，也面对着历史，面对未来，面对天地日月沧海江河山岳，面对十万百万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我必须说出来，我必须告诉你们。”读到如此坦荡无畏的文字，我们对王蒙的“自传”写作初衷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实，只有透过王蒙笔下时而是心路坦言、时而是心灵剖析、时而是心得阐述的“澄明与开敞”的性情文字，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一个知识分子的曲折成长史。比如，一个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如何过早地参加革命而失去了“童年生活”；一个革命青年如何转变为一个文学青年而写出了优秀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一个有志文学的青年如何不幸被打成“右派”而下乡接受几年的劳动教育；一个年轻的“右派分子”如何最终被迫离开京城，举家西迁“放逐”新疆长达16年……
道半生坎坷，说半生为人。在《半生多事》中，王蒙并没有简单地从一己之恩怨去面对陈年往事，而是将逝去的人与事放在一个难以抗拒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观照，努力彰显人间真情和人性的光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非常年代里的非常受害者，在多年之后的今天，王蒙竟然做到了在谅解别人的同时也发出了难能可贵的心声：“我感到愧悔的是，我主动向作协领导郭小川同志反映了冯雪峰老师与我惟一的一次个别接触中谈及文艺问题的一些说法……我应该忏悔。对不起冯雪峰老师，他在家里接待我，是对我的器重与照拂，我却从里头找出了‘材料’……”
王蒙说：“我的自传写的是自己在历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追求的是自省的真实、全面的真实和深刻的真实。”《半生多事》作为一个写作人的人生风雨录，它的存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真实的分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真实的魅力。
《半生多事》王蒙著／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