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察
□郜元宝
路翎是那么执拗地始终关注中国人民灵魂的作家，他和实质上就是要完成一场灵魂改造的政治运动发生冲突，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而当代大多数作家在民间传统和口语崇拜的
幌子下对中国人——首先是底层人民——的灵魂和语言的大幅度压缩和简化，乃至漫画式处理，是多么不可原谅的倒退。
收到朱珩青女士所赠《路翎传》，随便一翻，便深佩其治学的扎实认真。例如，讲路翎关在秦城监狱，她好像实地考察了一番，我这才知道那地方叫“军都山”，并非想当然的“北京郊区”——离伟大首都约30公里。背后有古之“燕山”，左近则是历史书经常写到的居庸关和古北口，以及因为SARS而举世闻名的小汤山。
大好江山何处没有文化。那么多人曾被关押，就是可以转化为文化底蕴的好材料。好像有一个巨大的加工厂，比如把四十年代才气逼人的青年路翎先加工成目光呆滞、一天之中除了在固定时间嚎叫两声之外就安安静静打扫街道的清洁工，再由朱女士这样的文化拾荒者来爬疏剔掘，刮垢磨光，重新打造出一个晚年路翎的形象，以点缀新的文学衰落的时代。“当代文学”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取材于“现代”或者重新发掘出来的“潜在写作”来点缀的。
关注中国人民灵魂的作家
少年路翎抗战期间流浪到四川，有个很快就分手了的恋人“李露玲”，笔名第一个字“路”谐“露”，第二个字“翎”却是纪念情敌、著名音乐家姚抡达(姚在四十年代曾用“彤翎”做笔名发表过一些作品)。作家笔名是渐渐消失的一种文学史现象，而路翎这个“爱屋及乌”的笔名实在古怪。大概也是才华的一种表现罢。
1942年20岁发表《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1944年将1940年17岁时完成初稿而被辗转香港的胡风丢失的《财主的儿女们》凭记忆重写为上下两卷洋洋七十万字的大书，这正是大他三岁的张爱玲红透上海、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赵树理被确立为“方向”的时候，谁敢说没有一点因缘？但，多么不一样的灵魂，多么不一样的气派，多么不一样的文字！就单因为这三位作家，1942年也应该成为可纪念的。从“文学革命”算起，到1942年，短短的27年里产生了多少才华横溢的作家，而1942年可算是一个高峰。这以后，鲁迅所谓“强烈的独创的创作”就日渐零落了。
路翎生父是招赘女婿，在路翎三岁时自杀。生母徐氏改嫁，路翎从母姓。因家贫和战乱，只念到中学，靠继父的关系断断续续做小职员谋生，过着半流浪的生活，直到“解放”。六年后，也即他从朝鲜战场归国，向新中国寂寥的文坛贡献了《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之后不久，就被作为胡风反党集团骨干逮捕关押达二十年，在举国动乱的年代，托庇囹圄，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彻底结束了一个现代作家的流浪汉生涯。
他的创作，既有早年在江苏南部的生活记忆和口语素材，也有四川社会底层特别是煤矿工人的生活写照。路翎并不纯客观地描摹人生，而喜欢跳进人物的意识深处，发掘其中剧烈而混乱的搏斗。他的一系列小说，把别人笔下愚昧穷乏的中国底层民众一个个塑造成莎士比亚的汉姆莱特和罗丹的思想者形象，乃至具有托尔斯泰的人物的“心灵辩证法”和陀斯妥耶夫思基的人物的疯狂而悍猛的自我意识。他几乎无师自通地坚信，无论矿工还是农民，他们的灵魂和心理内容都无比丰富，至少不比“知识分子”贫乏。就连农民和矿工们满口“真理”、“社会”、“斗争”的极度欧化的语言，他认为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他看来，那不仅是他们口中说出来的，更是翻滚汹涌在他们身体内部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他作为一个作家，有责任代替他们或者让他们在文学中把这些内容说出来！
路翎代中国社会的底层民众掘开了压抑数千年的混合着原始生命力的灵魂的语言的潜流，他也由此差点儿推翻了中国现代文学一贯崇尚外在描写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法则，甚至可以说，差点儿改变了读者对“中国人”的一贯看法——他逼迫读者越过中国人的外表和身世，直接看到他们的灵魂和虽然无声却是举着整个生命呐喊着的至今仍然漆黑一团的语言的世界。路翎是那么执拗地始终关注中国人民灵魂的作家，他和实质上就是要完成一场灵魂改造的政治运动发生冲突，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代大多数作家在民间传统和口语崇拜的幌子下对中国人——首先是底层人民——的灵魂和语言的大幅度压缩和简化，乃至漫画式处理，是多么不可原谅的倒退。他们(比如莫言先生)还美其名曰是为老百姓并且作为老百姓来写作。其实以任何名义进行的对人物语言的压缩都是文学的倒退，人物语言的简单粗糙必然连带着作家自己的语言及其灵魂世界的简单粗糙。四十年代，周扬曾经以文艺大众化和革命化的名义提倡(其实是勒令)解放区的作家“打扫语言”——不仅把人物语言弄得简单贫乏，还要把叙述语言中的知识分子因素彻底驱逐干净。有许多作家遵照执行了，结果如何呢？
“硬指标”难以掩盖灵魂的消亡
1955年路翎的被逮及以后的发狂，朱女士将此作为这部传记的主要内容大书特书，是应该的。这些铁一样的事实起码可以让后生小子们知道，某些“新左派”的胡言乱语及其死不改悔的偶像崇拜，与历史真相距离多么遥远。
说起来简直匪夷所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最早由哪位高人发明，一种莫测高深的理论竟然像瘟疫一般迅速散布开来，就是认为在路翎们受难的年代，在无数可怜的被控制被掠夺被欺诈被恐吓的灵魂在颤抖在扭曲在变形在备受折磨而终于灭顶的年代，中国的各项物质生产“硬指标”急速上升，而如果无视或遗忘了这种“宝贵的中国经验”，就意味着不道德。呜呼！我最早是从韩少功先生发表于《上海文学》的一封信上读到这种高见，后来又有幸经常看到旷新年兄的反复宣扬。姑且不论那些“硬指标”是否属实(合韩、旷两位的说法，包括大修农田水利、钢铁产量和人均寿命剧增几大项——他们都忘记了还有卫星和原子弹)，也姑且不论在一个终于结束了连年战乱的统一的大国完成那些“硬指标”是否应该以及是否还有更大的空间和余地有待填补，也姑且不论另外有多少再怎样高明的历史学家都无法抹杀的贫困、饥荒乃至赤地千里，就说对文学家路翎长达二十年进行的持久而精心的修理，就足以抵消所有“当惊世界殊”的“硬指标”了。
看来今天的文学要让路翎这样的冤鬼来点缀，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今天的“知识分子”看重的不是文学，不是文学家，也不是创造文学的文学家的生命，而是某些物质生产或其他所谓文明进步的“硬指标”。这等价值观念能够产生怎样的文学！
读《路翎传》，总想着据说是占据今日中国思想文化界中心的某些精致的理论，是有些奇怪，但既然无法从脑海中挥去，只好愚蠢地与之默默辩论着。但这离开路翎的文学，大概也就比较遥远了。
◎郜元宝，文学批评家，现居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