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别人界定我的时候，“女性”是首先会被使用的字眼。现在他们更多强调我的作品。
撰稿／汪伟（记者）金姬（记者）
韩剧风靡，然而与纪录片无关。这好理解。《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冬日恋歌
》还有《大长今》这样的肥皂剧，风靡亚洲的家庭妇女，可是，不能期望她们同时也是纪录片的拥趸。出产《大长今》的ＭＢＣ电视台6月选送了一些纪录片，在上海的纪实频道播放。这些纪录片的气质是冷静的、旁观的，呈现的景象许多是衰败甚至辛酸的。这和在韩剧用家族、爱情、绝症和男色构筑的温暖情节，相去太远。
ＭＢＣ选送的纪录片中，《四个指头的钢琴家》和《只有老人生活的村落》都是女导演尹美贤的作品。
《四个指头的钢琴家》讲智障少女喜雅，在母亲的帮助下，学习演奏钢琴的故事。刚在2006年的纽约电影电视节上获得纪录片金奖。影片中20岁的喜雅身材矮小，貌如幼童，生下来就只有四个指头，却要在母亲堪称严酷的督促下，练习演奏一曲“即兴幻想曲”。这爱恨交加的母女关系，让人想起中国武汉的舟舟的故事。
中性装扮，头发中可见白发的尹美贤，是ＭＢＣ历史上第一位女导演。节目播放后不久，尹美贤到上海公干，在宾馆接受了本刊的采访。
《新民周刊》：谈谈《四个指头的钢琴家》和《只有老人生活的村落》这两个故事吧。
尹美贤：我拍《四个指头的钢琴家》前，喜雅的日记已经出版，她也曾在电视上露面。我拍的纪录片播出后，相关的书籍也上市了，在韩国很受欢迎。
《只有老人居住的村落》的拍摄过程花了13个月，但整个创作过程是一年半时间。7岁以前，我也生活在农村，那时候农村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则只剩下老人了。我拍摄的村子里，65岁以上老人占到人口一半以上。因为并不依赖农村出产粮食，政府对农村的现状关心不足。我担心，10年后的韩国农村可能就荒废。因为离开农村太久，为了拍这部纪录片，我特地和仍然生活在农村的祖母联系，了解了一下现在农村的情况。
年轻人并不热衷美国电影
《新民周刊》：亚洲地区都在流行韩国的肥皂剧，你是不是肥皂剧的观众？怎么看待韩剧在亚洲的流行？
尹美贤：是的，我偶尔也会看一些电视剧。20年前的香港电视剧风靡亚洲，而后是美国电视剧，但它们与亚洲人的生活有距离，所以流行不会持续很久。如今则是韩国电视的流行，亚洲对韩国电视剧的文化不会感到陌生。
《新民周刊》：韩国政府将韩国的流行文化作为一个商品予以支持，你认同政府的文化政策吗？
尹美贤：我不认为韩国政府对电视剧有特别的支持。韩国的电视剧产业兴起之后，政府才有一些支持的举动。
《新民周刊》：韩国演员一直在反对进口更多的外国电影。一些亚洲国家都有一种现象，既向往美国的生活和文化，又在抵制美国的电影，这种态度似乎是矛盾的。你赞成吗？
尹美贤：对外国电影的反对是很多国家都有的。我能够理解他们的态度。至于既喜欢又抵制的事情，在很多地方也是一样，虽然观众很喜欢韩国的电视剧，但是他们也却在抵制韩剧。
《新民周刊》：韩国的年轻人会通过盗版看那些没有引进的影视作品吗？
尹美贤：在韩国，进口电影并不像在中国那样受欢迎。因为有线电视也会播出一些国外的连续剧，像《老友记》、《绝望的主妇》。但年轻人并不热衷。他们看的片子里，大概国产和国外的各占一半。
不喜欢强调女性身份
《新民周刊》：你是怎么成为纪录片导演的？
尹美贤：我成为纪录片导演，完全是偶然的。在我刚入行的那个年代（1986年），平面媒体最受尊敬，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是纪录片受推崇，到了1990年代末，娱乐节目制作人才开始有地位。1986年，我想做一个报纸记者，可是失败了。有一次我在咖啡店里等朋友的时候，看到了ＭＢＣ招聘制片人的广告，我就去考试了，没想到竟然成功。ＭＢＣ有三个部门：电视剧、纪录片和娱乐节目。进公司的时候可以自己挑选部门，我就选了纪录片部门。
那时候做一名纪录片导演的地位比做娱乐节目导演要有吸引力，哈哈，现在正好颠倒过来了。当然，潮流还是会变的。
《新民周刊》：在韩国，女性的纪录片导演多吗？
尹美贤：那个年代女性很少做这样的工作，能够像我这样，熬这么长的时间的更少。我是ＭＢＣ第一个女制片人。现在公司里大概有20多个女性制片人。
《新民周刊》：什么时候开始独立制作纪录片？
尹美贤：我进公司后开始做助理，一做就做了5年。到1991年，我才开始独立制作纪录片。当时ＭＢＣ在制作一个名为《新普通人》的系列纪录片，每周一集，每集一个小时。
《新民周刊》：这么长时间的等待，和你是女性有关系吗？
尹美贤：没有什么关系。在韩国那时候没有教授纪录片制作的课程，只能边做边学。我进公司自己开始做纪录片之前，是从来不看纪录片的。进了公司之后开始学习，看的大多数是英美的纪录片。这5年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系统的职业训练。我想，如果我是男人，也要有这么长的时间学习。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女导演和男导演有区别吗﹖
尹美贤：我认为没有区别。
《新民周刊》：你和你的年轻的女同事之间有区别吗？
尹美贤：哈，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代沟。交流有代沟。我很想和她们沟通，但是很难做到。我
和他们说话的时候，她们显得不自在。今天的年轻制片人更讲究个性。而我这一代人，更有集体意识和组织观念。为公司的利益会考虑得更多。现在的年轻人不太涉及严肃的话题。他们更关心的是提供信息。
《新民周刊》：你不喜欢别人强调你的性别？
尹美贤：我不喜欢。20年前，别人界定我的时候，“女性”是首先会被使用的字眼。因为那时候女性做纪录片很少见。现在他们更强调我的片子本身。
纪录片导演不是一个吸引年轻人的工作
《新民周刊》：韩国的纪录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的？
尹美贤：韩国纪录片的兴起开始于1980年代中期。先是1970年代电视的兴起，但纪录片当时由胶片拍摄，成本太高。1980年代中期，随着数字摄录机的出现，拍摄纪录片成本大大降低，这一产业也开始繁荣。
《新民周刊》：国家政局的变化对纪录片导演的工作有没有影响？
尹美贤：当然有影响。韩国在军人政府统治的时代，对导演的工作有很多限制和干涉，到了民选政府当政，一切都开放了。当然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更关心个人化的故事，所受的影响还不算大。
《新民周刊》：导演会不会被要求修改作品？
尹美贤：现在，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的。如果制作的片子达到水准，就会有完整播放的机会。少见的例外是一部关于黄禹锡的纪录片，这部片子制作好了，但是没有播放，因为题材太敏感了。
《新民周刊》：中国的纪录片导演经常争论一个问题：应该表现自己还是改变社会。
尹美贤：纪录片有助于社会改变，但决不是去教化人们，而是提供信息给人们。我虽然不是艺术家，但作品也具艺术性。这就是我的看法。
《新民周刊》：请介绍一下韩国纪录片的生产体制。
尹美贤：韩国纪录片导演的资金来源基本上都是来自ＭＢＣ这样的电视媒体的纪录片部门。韩国也存在独立的纪录片制作人，但拍摄资金需要自己筹集，在投资和发行上都有很多困难。ＭＢＣ是半政府半商业机构，所以有稳定的纪录片资金。韩国纪录片主要销往亚洲国家，我的一部纪录片曾卖到黎巴嫩，这是比较少见的。纪录片不会像电视剧这样流行。韩国也有专门的纪录片频道，它是一个有线电视频道，类似美国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频道，收视率还不到1％。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完全播放纪录片的公共电视台。
《新民周刊》：今天的韩国，纪录片导演是一个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工作吗？
尹美贤：哈，我想不是。他们更愿意做娱乐节目的制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