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让都市充满了魅力，吸引着无数膜拜者从四面八方赶来，拥挤在狭小的空间中为实现自我期许而兴奋不已。当整个城市入睡，这种兴奋从压抑已久的身躯中喷涌而出，幽灵一样游荡在都市的各个角落，不时和时速150迈的飙车族擦肩而过。这种魅力也可以被认为是上世纪70年代人的宿命：肩负着改造自己就是改造世界的非神圣
使命的这代人，一出生就浸淫在都市/乡村、现代/传统、丰富/匮乏、东方/西方的张力之中，种种对峙却像一架倾斜的天平，让生命的重量不可遏止地向一个方向奔流而去。都市成为他们存在的目的———虽然他们中的最优秀者可能已经在加利福尼亚享受着美国西海岸的和煦阳光。不过在90年代以后主流话语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70年代人，面对着呼啸而过的中国现代化列车，唯一的反应就是紧紧抓住车门的把手，向已经拥挤不堪的车厢探进头去：哥们儿，还有座吗？
把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比喻为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应该不会带来什么争议，都市就是这趟列车的主体。中国的现代化叙事在整个改革开放中已经越来越凝结在不断扩张的城市文化之中，而且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差异不断拉大，浓缩到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少数的都市身上。
现代化内容的三个组成部分：现代性经济/政治制度、现代学术谱系、现代性审美都在都市中找到了自己的栖身之所，繁衍生息。城市的扩张为长期生活在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人们展开了新的可能性空间，虽然这种可能性的空间比起蠢蠢欲动要向城市进发的人们的欲望相去甚远，但不管怎么说，列车已经在开启，远方意味着希望。城市的膨胀既是地缘学意义上的，又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城市的扩张的后果之一就是“新都市人”的产生。他们从各个地方：乡村、县城、西部、北方……汇集到中国版图中最性感的区域，完成自己的英雄梦想。城市与乡村的对峙和紧张虽然早已出现，但是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史无前例地压迫着他们，他们憧憬着一张北京户口就像前辈们憧憬着把红旗插上白宫。谁说这是一个没有梦想的时代？他们的梦想就是到星巴克里面喝一杯蓝山，去衡山路的酒吧里寻找会尖叫的蝴蝶，然后坐上沪莘线回到蜗居在毛坯房简陋的背景下发泄完一个伪中产阶级的最后精力，第二天信心百倍地踏上拥挤的地铁，伴随着来弗仕广场的三星广告在福州路上行色匆匆。他们的理想是个人主义的，却偏偏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爱恨情仇。这些新都市人分布在都市社会的各个阶层，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的相同之处仅仅在于每年的冬季都要忙于寻觅一张开往远方的车票，可当一位白领抬起头发现自己的同学在玻璃幕墙外挥汗如雨的时候，当他们共同挤上破旧的中巴，行驶在乡村公路上，在三级片和廉价烟草的味道中在奔向同一个目标的时候，某种相同的感受油然而生，在他们心中流淌。这种体验尖锐、深刻、厚重，让整个都市痛楚并快乐。
面对都市揭示的一切生存可能，许多新都市人，特别是女人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身体颤栗着投入到漩涡，希望能以光速度完成由外地人到上海人的蜕变，她们小心地隐藏着自己的异乡人气息，发挥女性先天的优势，一字一句地学着陌生的语言，用各种各样的或者真或者假的名牌服饰把自己包裹起来，在上海女人张爱玲式挑剔的目光前惶恐不安。更多的新都市人更像一只冲入瓷器店的公牛，让旧都市人惊慌无措，如何规训这些带有野性的家伙成为许多都市的一致课题。但另一方面，新都市体验又不断地为城市经验提供着新鲜血液和生命力，使城市经验避免了枯萎僵化堕落的命运。其实，一部城市体验史往往就是新旧城市体验冲突、交融的历史，因为不管如何区别，所有的都市人都共同生活在一片狭窄的天空下，游走于城市的水泥森林和无穷欲望里。
每一个新都市人登陆城市的过程都是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当他们真正在城市安静下来的时候往往已经满身伤痕，疲惫不堪，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是多么与众不同。对于新都市人来说，他们的都市体验和整个城市的内在旋律是这样的不和谐，就像黄药师吹奏《碧海潮声曲》时郭靖砸在石头上的草鞋。即使是简单地喝一杯咖啡，他们背后的英雄传奇也让整个过程风生水起，暗藏杀机。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生活灰暗而模糊不清的背景，恰恰相反，是他们搏杀的江湖。新都市人喜欢用草原上的狼作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在城市里胸怀利刃四处游荡寻找自己的猎物。他们的经历为他们的心目中的城市涂抹上了理想主义的红晕，这和真正的城市人的生存体验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我们习惯于将张爱玲和王安忆两位女性作家视为真正的都市人的代言者，有趣的是，她们对城市的感受大体上是一致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被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张爱玲日常生活哲学理解的都市生活散发着令新都市人窒息的女性庸俗气息。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气息却是都市保持自己魅力的最后阵线，在整整一个世纪里，它的存在让上海保持了自己的品格，抵御了无数外来精神的侵袭，虽然这种外来的精神常常表现得很男人、很革命、很崇高、很理想。王宏图先生指出，张爱玲的都市生活体验和曼海姆描绘的保守主义的某些特征不谋而合。张爱玲沉浸在有日常生活经验所构成的封闭的世界里，对一切超验的神圣的东西拒之不纳。
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上海在一次次被征服后面目全非，但都市生活的最本质的东西却被这个城市的女人们小心地掩藏着、呵护着，成为她们身体里最弱软最温暖的一部分，她们知道，这才是城市生活体验最内在的“芯子”：“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富于情调，富于人生的涵义：一盘切成细丝的萝卜丝，再放上一撮葱的细末，浇上一勺热油，便有轻而热烈的声响啦啦地升起。即便是一块最粗俗的红腐乳，都要撒上白糖，滴上麻油。油条是剪碎在细瓷碗里，有调稀的花生酱作佐料。它把人生的日常需求雕琢到精妙的极处，使它变成一个艺术……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将人生、艺术、修养全都日常化，具体化，它笼罩了你，使你走不出去。”
都市生活的“芯子”让这些后来者无所适从。明明是刀光剑影的江湖，自己是在不断搏杀中活下来的英雄，眼睛还是血红的，在城市的建筑文化符号中他们遭遇这帮悠闲的上海女人，如同火星人遭遇地球人。他们共同生活在都市的天空下，在街头擦肩而过，脸上挂着这个城市统一制作的面具，他们遭遇的地方成为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可以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脆弱隐藏的地方。虽然生活在一个城市，却有着一个光年的距离。
不过，如果能够换位思考，张爱玲、王安忆笔下的都市人往往比这些公牛们更加脆弱，面对持续膨胀的、越来越陌生的城市，他们越来越体会到一种乡愁。这种乡愁属于这个城市故去的光荣，也属于他们对于这城市原初的亲缘关系。城市是个母体，尹雪艳们生活在她们的子宫里面，因为种种原因被迫剥离的时候，体会乡愁的人们终于发现了城市终极意义上的诗性，诗性与大地相关，人们在土地上耕作，收获粮食和葡萄酒，欢度节日。现代社会的人们对城市充满好感的原因在于幻想着城市已经成为脱离大地的海市蜃楼，可以斩断一切关于土地的记忆，因此，城市的诗意是被新都市人发现的，也是属于被抛出自己城市的吴惠勤们的。对于他们，城市始终是一段传奇：
香港警方在早前一次扫黄行动中，拘捕一名75岁的流莺，她当时与一名66岁男子议价后以20元价钱提供性服务。说话滔滔不绝的吴惠勤，自言在上海出生，有八兄弟姐妹，自称曾在复旦大学修读政治系，1949年来香港后曾当诊所护士及印刷厂主管。后来被母亲所逼而卖淫，她不想做但其母不让转行。
据深水埗一带的街妓透露，人称“上海婆”的吴惠勤在元州街及北河街一带无人不知，每天中午12时必见其踪影，直至下午5时才收工。她做这行好久了，听说年轻时好漂亮，所以储存了一班熟客，生意都挺好的。
本文为《双三角（珠江三角与长江三角）文化论坛》演讲稿，稿件有删节。
■透过大窗，从浦东看浦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