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

　　方成：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

　　●他化学专业出身，却以漫画闻名于世。

　　●他曾为《观察》杂志和“人间画会”工作，曾因批评教条主义进“牛棚”十年。

　　●他晚年致力于幽默理论的研究，成绩斐然。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方成小传

　　方成，1918年生，广东中山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后成为著名的漫画家。出版有《方成漫画选》、《幽默、讽刺与漫画》、《笑的艺术》等。还有评论、散文选集等数十种。

　　晚饭前，我打电话给方成先生，约时间采访。“你现在就来我家吧。”他爽快地说。“那就一个小时后见面。”我即刻回答。在这一小时里，匆匆吃饭，和摄影记者会合，赶往人民日报宿舍。摄影记者问我：“方成多少岁？”“88岁。”到了方家，出来迎接的主人看上去大约六十来岁。

　　问起养生之道，他介绍：每天6点左右起床，做完体操吃早点，写东西写到吃中饭，中午睡1个小时，又写到7点左右吃饭。晚上大概11点睡觉，睡觉之前看书。“我觉得忙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最好的养生之道，一定要勤动脑子，不然就老年痴呆了。”

　　方成喜欢到处走走，现在还经常出差：“漫画评选就爱找老头来评，而老头们除了我都不能动了。我最多的是一年出差21次。”在他看来，老蹲在家里伏案工作，很需要外出调剂一下，借此作短期休息，会会各地的朋友。如今几乎每年都回自己的家乡中山，最近一次是凤凰卫视要拍一部讲述中山的片子，请他回老家拍摄。

　　除了研究幽默，他还喜欢画水墨漫画，边说边带我们到画室欣赏他的水墨漫画。他笑道：“以前有个日本漫画家到了

　　跟阮玲玉是一个村的

　　方成原名孙顺潮，祖籍广东中山，跟阮玲玉是同乡，九岁时到北京，在北京度过青年少时期。1935年亲历“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运动时期画过宣传漫画。1936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经历抗战变迁，1942年毕业，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任助理研究员。在读书之余，方成研究和尝试漫画。

　　南方都市报：你祖籍是广东中山，跟阮玲玉是同乡。

　　方成：是啊，我们是一个村的。村里有三个大姓，一个是姓孙的，一个是姓欧的，欧家出了欧初，还有一个阮家，出了阮玲玉。中山很有意思，漫画家特别多，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漫画家有这么多的，黄苗子、梁白波，特伟、方唐……加起来有七八个吧。

　　南方都市报：后来读书主要是在北京？

　　方成：高小开始在北京读书。初小的时候就自己在村子里看几本书，偷偷认几个字，念得不多。那时候跟小朋友一起偷着去上夜学，我那时才八岁，好凑热闹，看着其他小朋友去，我就跟着去，我母亲也不知道。后来十岁在北京上高小，十三岁开始上初中，接着上高中、大学。

　　南方都市报：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你参加了，这事印象还深吗？

　　方成：印象太深刻了。“一二·九”的时候，我刚好念高二，是冬天，正在放假。那时候我们校学生会在学联里边有宣传的任务，需要很多人来写各式各样的宣传品。当时我们校就我一个人会画画，他们就说，你会画画，那你就去搞宣传画吧。但其实我那时候只是特别喜欢看漫画，自己随手学着画个玩儿的，还没有正儿八经画过宣传画。当时的背景是日本策划要华北自治，企图把华北五省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学生们特别恨这个，我就是要用漫画的形式来宣传抗日，反对当局用大刀来镇压学生。说起那个大刀，可厉害了，特别长，要两个手来握。其实这个大刀本来该是去杀日本人的，日本人最怕这个，近战的时候很管用。大刀队最出名的就是29军，那时候蒋介石的部队都撤走了，他们就留下来维持地方治安，那时候他们不叫警察，叫保安队，保安队“维持治安”就是用大刀砍。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还在这次运动中负过伤？

　　方成：你看我身上这有个窟窿，就是那时候砍的。“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我们学校被军警包围了，消息也封锁了，我们出不去。我们去的是“一二·一六”，也就是12月16日一早出去游行的。那天我穿了很厚的大棉袍，里面穿着厚毛衣，还带了两盒刀伤药－－我知道他们肯定要砍人。刀伤药是我叔叔给的，他是车站的站长，信佛，喜欢给人施药，很多治不起病的穷人他都给治。我带上这个就是想着到时候肯定用得着。我们学校有个女中，我们本来约好了一起游行，可当时她们已经被包围，出不来了。我们在胡同口等的时候，警察就冲出来了，要把我们也给赶走。这个过程中砍伤了很多人，我被砍，刚开始还不疼，就是那个感觉，过了一会儿，越来越疼，疼到受不了。我才用手去摸，哟，一个大窟窿，满手都是血。再使点劲，我这腰就断了。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画的那个漫画是什么样子的？

　　方成：那个漫画很简单：就画了一把刀，上面滴着很多血，标题是《中国人的刀，哪国人的血？》意思很明白，讽刺的就是中国人砍中国人。当时这张画就贴在我们学校门口，别的画都拿到学联去了，就我那张还贴那儿。这是我公开贴出来的第一张画，刚学画不久，画得还不是很好。那时候特务很奇怪，都穿一样的衣裳，戴一样的帽子，一看就知道是特务。我看着有特务，但我不害怕，反正就贴了。

　　南方都市报：从那以后，你就开始画漫画了？

　　方成：搞漫画真的有点命中注定的意思。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正是抗战时期，我们学校要出个文艺性壁报，六个人，一人负责一个栏。他们又说全系就我一个人会画画，非让我去画漫画。因为我们这个壁报是一周一期，我也就必须一周出一张画，我那时候天天琢磨该画什么东西，怎么画。就这样画了三年，完全靠自学，而且是天天画，后来慢慢地就学会了些技巧。有了大学三年练习画画的这个基础，我就改行了。原来我是搞化工科研的，后来就靠画漫画为生了。

　　“美国兵，滚回去！”

　　在四川从事化工研究期间，方成失恋，受不了沉重的精神折磨，夜不能寐。抗战胜利后，方成辞去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工作，只身赴上海，改行从事漫画创作。其时上海为中国漫画的摇篮，汇聚了大批知名的漫画家。方成先在一家广告公司任绘图员，后应《观察》周刊主笔储安平之聘，主办周刊的漫画版，从此立足上海。

　　南方都市报：刚到上海的时候情况怎样？

　　方成：刚到上海的时候没地方住，没工作，也没钱，找到一个小招待所，床也没有，还得自己去买帆布床。后来在报纸上看到有广告公司在征聘绘图员。一早我就去应聘，过去一看，一大群人排着队。有人跟我说，广告绘图员是要会水彩的，比如说要做香烟广告就要把烟盒给画出来，牙膏就要把牙膏给画出来，而且特别讲究画大美人，像月份牌那样，这些我全不会。正好来招聘的是美国人，他要是中国人我就完了，肯定不收我了。那个美国人叫我画一个试试，我就画了个漫画，他就说：“哎，就是你了！”因为当时在美国用漫画做广告是很流行的，中国还没有，我正好赶上这个喜欢用漫画做广告的美国人了。

　　南方都市报：后来在广告公司跟美国人还是闹翻了？

　　方成：刚进去公司的时候还没地方住，正好有个纸库。我就在纸上铺被子，在那住下了。纸库旁边有个办公室，那桌子还挺好的，我就爱在那里画画。一画就给《观察》，给《大公报》，都是最有名的刊物。慢慢地，登出来的就多了。后来我就跟那美国人打了一架。缘由是我画了一个连环漫画讽刺美国兵，大概意思是：一个老头看着墙上的标语，那墙上用英文写着“美国兵，滚回去！”这老头看不懂洋文，正看着，一个美国兵过来，以为这英文是他写的，砰砰砰给他揍一顿。他急了，就在墙上用中文写了一句：“美国兵，滚回去！”他自己是不懂英文的，但这么一写，正好给翻译了。晚上的时候我正好在画这个漫画，那个美国主任就来了，他一看认识，就把纸给抽走了，我马上就急了，要跟他打起来了，拿起一个酒瓶子就上去了，他一看我真狠了，吓倒了，就乖乖地把画还给我了。这样一来，单位我也就呆不住了，我只得搬走。

　　南方都市报：你跟储安平先生怎么认识的？

　　方成：我出那广告公司的时候，正好储安平先生给我来了一封信，让我去编漫画版，就用我自己的画。储安平搞的《观察》在当时非常有影响，每期都有十几万份，一版再版的。印象中，他是个很温和的学者，但很勤奋，跟工人们睡在一起，一样干活，送邮局、打孔他自己都做。我跟他的接触不太多，他当时是个教授，我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学生，又是读理科的。他在英国留过学，有英国式的绅士风度，他跟我讲过，共产党打仗行，搞经济恐怕就不行。他平常不大说话的，我话也不多，所以只有过几次交谈。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跟储安平先生还有联系吗？

　　方成：有啊，储安平在《光明日报》当总编辑的时候又要我过去给他们画。我那时候已经在《人民日报》，去不了。他就说，不要你过来，你就给我们画一些画行不行？我说我没时间，就光给《人民日报》画已经很吃力了。他就让我给他介绍两个人过去。我就介绍两位职业画家，没两天，都划“右派”了。(笑)

　　左翼文艺家齐聚人间画会

　　1947年底，方成从上海返中山探亲，此时内战正紧，上海白色恐怖加剧，方成便去了香港，仍以漫画创作为业。此时左翼文艺家纷纷避居香港，方成结交了许多文化人，参加“人间画会”的活动。在九龙荔枝角的九华径村，方成与端木蕻良、单复同住，邻居有黄永玉、臧克家、楼适夷、张天翼等人。

　　南方都市报：你跟香港的渊源很深。

　　方成：我是1946年去的上海，到1947年底一共呆了1年半，我父亲生日的时候特别想我，我就回老家一趟。完了要回上海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别回来了，现在上海很紧张，国民党到处抓人，大家都往外跑了。往哪儿跑啊？只好往香港跑了。那是1947年底1948年初，刚到香港的时候，我们还是靠画漫画为生。起先住在香港，租了个小房子，一个月一百块钱。当时黄永玉在九龙住，他那时候已经结婚有孩子了，住在一个靠海的渔村里。他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过来这边住吧，你们那里一百块钱，在我们这里一二十块钱就够了。而且在那里住的还不止他，有好多人，像臧克家、楼适夷、张天翼、阳太阳、陈敬容和蒋天佐两口子……那个村子叫九华径。我当时跟端木蕻良，单复三个人租一个房子，房租一共才三十多块钱。

　　南方都市报：你在香港“人间画会”的活动多不多？

　　方成：挺多啊。我们经常在一块搞画展。有时候他们也组织我们画漫画。那时候，“人间画会”的会长是张光宇，几个秘书全是共产党员，黄新波，米谷，特伟三个人。有时候要画什么画，都叫我们去。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人间画会”在香港很有影响。

　　方成：影响是特别的，香港本来没有政治漫画，我们过去以后，政治漫画就起来了，特别米谷画得最好，他经常有机会画这个，他画过一套小人书大概叫《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影响很大啊。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共产党怎么回事，说“共产共妻”什么的，他这套书起到了宣传作用。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会从香港回到北京？

　　方成：后来北京解放了，眼看全国也快解放了，我们就考虑回上海。我和端木蕻良、单复三个人一起去买船票准备回去。可运气很不好，因为吴淞口有只船沉在那里了，怕有国民党战舰进来，所有的船都进不去了。票买了就不能退，我们在那里等了很长时间也过不去。后来，我们就只好回去了。回去的时候房租就涨价了，我们就又在那儿住了一个月。过了一阵子，听说有船到北京来了，我们就设法上了船。船到北京去，其中有好多民主人士，巴金也在里边。

　　“牛棚”十年捡烟头

　　1951年，方成进入《人民日报》任专职漫画编辑，据他回忆：“在这段时期内，有几年配合政治运动的讽刺画，都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的错误作品。”1957年夏，方成响应号召创作讽刺教条主义的杂文《过堂》，后被指为“毒草”。“文革”期间，方成在“牛棚”监督劳动十年，其妻子陈今言遭批斗，身心备受摧残，1977年猝死在同仁医院。

　　南方都市报：1949年以后，你还有没有画过政治漫画？

　　方成：抗美援朝时期，政治漫画很重要。范长江要我们画画，他晚上开车把我、钟灵、丁聪、张光宇几个人接来，当着面给我们讲形式，要表现什么，讲完了就让我们在那画。旁边的朝鲜大使还给我出主意呢，非让我把美国人画得凶一点，再凶一点。

　　南方都市报：廖冰兄后来回忆，他那时候画了一些违心的画，比如画胡风是两面派。

　　方成：那时候是政治任务，非画不行。举个例子，“反右”的时候米谷没画，华君武就批评他：你是党员，这是政治任务，非画不行。我在旁边，我听见了。(笑)“反右”我都画了，都讽刺“右派”，后来我一直检讨。我对不住这些好同志，伤了人。那时候老实讲，也没办法，不仅仅是政治任务，我们自己也相信这个。

　　南方都市报：你在1957年之后的经历非常坎坷，还下放到广东阳江？

　　方成：是的，那是1958年。那时候社里有个规定，每个编辑都必须到农村干一年。每次政治运动第一个就抓我，因为我们组里就我是大学毕业，每次都得批我，要不然没对象啊！我去农村的时候40岁，身体棒极了。后来县里下了指标，要搞亩产二十万斤水稻。当时的条件根本做不了，后来就说亩产十万斤吧，可十万斤也不可能啊，过去我们知道亩产也就几百斤，我看一万斤都不可能。明明知道不行，但不做也不行。那就拼命地下肥料啊，不知道下了多少。(大笑)

　　南方都市报：那十年劳改怎么过来的？

　　方成：进“牛棚”，天天劳动，一个月发十五块钱饭钱，没烟抽，满地捡人家烟头。(笑)幸亏那时候报社造反派都是我朋友，都是年轻人，我们一块打乒乓球、游泳，他们对我都非常好。他们到我们家抄家抄了好几次，但什么都没动，连脏话都没说一句，贴个封条就走了。就是抓我的那个人狠，是跟我同行的，那叫翻箱倒柜啊，把东西都拿出来批判去了，抓我进“牛棚”就是他。

　　南方都市报：你的第一个太太陈今言也会画画？

　　方成：她也是画漫画的，原先学的是油画、国画。漫画是我教她的，她很聪明，还画过几张很好的。毛主席还专门提到过她的画，就是当年反右派反浪费的时候说的，他说，《北京日报》那张漫画你们都去看看去，说的就是她画的那张。她非常聪明，画画、戏唱、打球都好，在学校成绩也好，平常很活跃的，下班回家都是一路唱着歌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太可惜，那么早就去世了。

　　方成：她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各种诬蔑批判，打击过重，才会那么早去世。

　　南方都市报：你创作最多的还是“文革”结束的时候。

　　方成：“文革”结束后，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闭幕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发表祝辞，我一听就明白这下不划“右派”了。然后我就从美术组调到国际部，花了三个月，一共画了一百幅画，都拿去开画展了。憋了十几年的画啊，以前是看到了问题比如人员不能流动什么的，可不敢画，这下一下子全出来了。

　　潜心研究幽默理论

　　方成和相声大师侯宝林相交三十多年，受侯宝林启发，方成晚年致力于幽默理论研究。从1982年至今，从不间断，出版过多部著作，其中有《侯宝林的幽默》、《方成谈幽默》等。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听侯宝林先生的相声？

　　方成：上世纪50年代。当时相声题材很老，而且不够用，需要创新。我喜欢听相声，就主动给他提供了一个素材，虽然他没用上，但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联系上了。这一联系，就是三十多年的交情。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迷上幽默理论研究的？

　　方成：我研究幽默理论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光幽默的书我就写了十本。这都起源于1979年跟侯宝林的谈话。那天，他跟我抱怨好多演员都不懂幽默，有些包袱不会使。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幽默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这么一说，我也开始琢磨这个事，我画漫画也要碰到这个问题。我说：明儿上我家来聊一聊。我们聊了一个上午。侯宝林说：不行，咱们是搞幽默艺术的，怎么能连幽默是什么都不懂呢？我说，交给我了，我上图书馆查书去，一查书就查出问题来了，《辞海》上说，幽默是一种修辞方法。我觉得不对，我画漫画，一个字儿没有，很幽默，可没词儿。侯宝林说相声挺幽默，也不是修辞修出来的。对幽默，我自己有体会，我画漫画这么多年，也写过喜剧、小说，在人艺也演过，还写过讽刺诗，杂文，都跟幽默有关，所以我看他们都没说准。而我们中国讲幽默理论的书也都是引用外国的词，引用的也不合适。因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我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关于侯宝林的幽默就有一本书。

　　南方都市报：这几年，你就像侯宝林的秘书一样。

　　方成：侯宝林的事情我知道得多。我的专栏都是讲幽默，光讲理论人家不一定爱看，我就爱用杂文来写。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你都是在做幽默理论研究？

　　方成：我每天都写，没停过，书写了好多部了，也给报纸杂志写专栏，还到处给人讲课。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动漫发展得很快，但必须要用幽默技法，不会这个，动漫就没希望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的《三个和尚》，我们看着多有趣啊，就是运用了幽默技法。

　　南方都市报：那你觉得漫画和幽默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方成：漫画就是一种幽默题材，就是有点亦庄亦谐的意思，没有幽默就没有了漫画味道。所以我到处说，没有幽默就别搞漫画。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要怎么运用幽默呢？

　　方成：语言中可以用，文字中也可以用。我的文章中就经常用到，我没学过文学，底子不行，但我的东西还是有人爱看，正是因为我用了幽默的笔法，能让大家会心一笑。其实，无论漫画，戏剧还是文学，都要幽默，否则很难出精品。再说平常语言上的运用，你看外国的总统都非常幽默，华盛顿、林肯、里根、戴高乐，他们的演讲都充满了很多幽默的智慧。这是一种拉近群众距离的好办法，让人们觉得他们有趣，容易接近。而中国人讲究庄重严肃，演讲都拿本子念，怕说错话。其实，幽默的语言方式是社会文明高度发展后产生的，不是直接地跟你说什么，而是说了以后让你去琢磨，比如相声里面说个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人家一听就都乐了，其实意思很明白，就是说这车太破了。这种语言方式在政治上用得很多，因为政治上有些东西不好直说，要拐着弯说。人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幽默就让人觉得轻松，哪怕批评人也不让人觉得接受不了。华盛顿有一个新来的女秘书，上班的时候迟到了。他就问她：“怎么来晚了？”她说：“哎呀，我表出毛病了。”“那你得换个表。要不然我就得换个秘书。”这意思一听就明白了，你再迟到，人家就不要你了。不是直接批评，拐着弯批评。

　　其他人讲过幽默理论的解释，我还没看过满意的。所以为这我专门写一篇文章，叫《幽默定义》，登在武汉大学学报的人文科学版。我最近还准备写一批翻译成英文出书，我想跟外国的学者交流一下。文明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幽默的语言方式。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实习生熊雅芳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