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涌
一些上海家长，把孩子送进全日制的私塾，让他们大部分时间用于诵读和背诵传统经典，名曰“孟母堂”。但是，这一学堂一经成名，立即被当地教育部门所封杀。用这种强制性行政手段封杀民间的草根性教育运动，只会适得其反。与其用行政手段封堵，不如承认其合理性，进行良性的疏导。因为类似孟母堂这样的教育机构，是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的一
个表现。
私塾之盛，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据2003年“全美教育数据中心”统计，全美有110万中小学生在家庭学校读书。有8万家庭会员的“家庭学校法律辩护协会”估计，这个数字要在200万上下。从1999到2003年，家庭学校的学生增长了29％，年增长率达7％－15％左右。
因为越来越多学生脱离公立学校在家里读书，美国教育体系也不得不跟着调整。现在家庭学校基本上已经合法，有自己的组织、网络和教程。在不少州，家庭学校需要向政府报告教学进展，渐渐为主流所接受。几年前，专门接受家庭学校的学生的大学PatrickHenryCollege开张。别看这个学校只有240个学生，但在2004年大选前夜竟给白宫送去7位实习生(当时白宫总共才100个实习生)，成为保守主义的干部学校。哈佛、耶鲁等一系列名校，也对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的家庭学校的学生另眼看待。这些家庭学校的学生也表现不俗。虽然人数很少，他们已经在全美拼写大赛、全美地理大赛中获胜。就总体水平而言，家庭学校学生的水平要略高于公立学校的学生。
怎么解读这一现象？我以为有两个面向:一是现代性，一是全球化。在中世纪，个人屈从于组织或机构。比如，天主教会甚至禁止教徒读圣经，一切要听牧师传道。精神世界的解释权，操纵在天主教会这一庞大的组织手里。后来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其中一大变化就是相信个人可以直接和上帝对话，直接解读圣经。这样，个人就从组织中获得了精神自由。
不过，个人在教会面前刚刚站起来，在民族国家面前又趴下了。在现代化早期所谓“国家建设”过程中，义务教育被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一个核心制度规范被创造出来:国家对个人负有教育的责任，这样民族国家才能有训练有素的公民为之服务，在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并获胜。突然之间，国家获得了权力，能够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不上学成了违法。那时老百姓也被民族国家塑造成了新公民，臣服于民族国家这个新宗教的魔力之下，觉得国家比自己更有资源和知识来教育孩子。送孩子上学不仅心甘情愿，而且感恩戴德。
不到一个世纪，未经民族国家教育体制训练的人消失了。孩子不上学成为启蒙之前的蒙昧之象征。但是，民族国家的义务教育，培养了一代代越来越有知识的人。这就诞生了一个新阶层。他们在个人知识上不仅能够与民族国家的教育机构平起平坐，甚至可能超出一筹。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个人比学校这样的机构更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就像当年宗教改革时个人脱离教会独立一样，他们在教育上开始脱离国家组织寻求个人在教育上的独立。正像一个美国家长所说:学校的概念是一个教育工厂，抹杀个人。而我们一对一式的家教，更能培养孩子独特的品质和潜能。美国家庭学校的学生素质比一般学生略好，并不一定说明家庭学校的教育更有效。相反，在刚刚起步阶段，很多家长对如何承担子女的全部教育并不在行，恐怕走了不少弯路。但是，这些家长在一般人口中，是对教育更重视，自己素质也比较高的。他们的子女，脱离学校系统后仍然是知识上处于强势。
私塾运动的另一维度，则是全球化。全球化引发了各种文化的融合，也促发了传统文化的危机。公立学校在这一境况下，只能在文化融合和冲突中进行调和，取个最大公约数。比如在美国一些学校，你一强调西方文化，有人就对你侧目而视:难道你要歧视少数民族的非主流文化吗？难道美国不是各种族共建的吗？甚至有个黑人为主流的学区，有人要求教一本白人写的书，就得教一本黑人写的书的情况。这也就不奇怪，一些家长觉得学校里教的东西谁家的传统也不是，还不如把孩子叫回家，教他自己的传统。
美国的家庭私学，开始是几个自由派反抗权威的教育实验，后来马上被保守主义接了过去。特别是基督教福音派，成为家庭学校的领军。接下来，那些担心公立学校中的毒品、性和同伴不良影响等问题的家长，也加入了家庭学校的阵营。这次上海的“孟母堂”，也很有些传统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味道，说明中国并不在全球的潮流之外。
家庭学校永远取代不了学校，就像个人信仰取代不了教会一样。不过，家学私塾可以在标准化的义务教育体制外，提供宝贵的多元化教育渠道和实验场地。我个人反对死记硬背的教育方法，曾公开和读经派辩论。但是，“孟母堂”的生存权利必须维护。因为这样的私塾，体现了个人的独立和信心。这种个体创意，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同时，在全球化的文化大熔炉中，这种私人学堂也提供了保留传统的手段。我希望不仅“孟母学堂”会昌盛，还希望以后出现“雅典堂”。多姿多彩的私学，将会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起跳板。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