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波恩斯《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
《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中讲到，在左拉的《我控诉》发表100周年纪念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了庆祝这位小说家的勇气，为左拉和德雷福斯家族的后裔写了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的最后，他说，虽然德雷福斯上尉的悲剧事件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是左拉的文章在我们的集体记忆里成为了“人类良心的一刹那”。
德雷福斯事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波折与苦难似乎到这里有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圆满句号。但事实好像并不如此乐观。从最初的1894年10月炮兵上尉德雷福斯被捕，被控叛国罪，放逐魔鬼岛开始，到1898年1月13日著名小说家左拉发表一封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激起了全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舆论界的关注，并最终导致了1899年8月7日至9月9日的案件重审和其后9月19日的总统的特赦，事件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淡出人们的视野，虽然德雷福斯已经于1935年逝去，但是与其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仍在继续。尤其是在1940年的6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垮台，新成立的法国新政府，开始颁布一系列反犹太法律，清除提及德雷福斯上尉无辜的教科书，成立犹太事务部。当时已经高达70岁高龄的露西·德雷福斯、德雷福斯上尉的妻子不得不四处逃亡，德雷福斯上尉的孙女，后来被奸细出卖，遭到德国纳粹政府的秘密逮捕，并最终死于臭名昭著的奥斯维新集中营。这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的发生已经暗示出德雷福斯事件仍在继续，人类的公正和正义仍然没有取得绝对的胜利权。作为为了向真理迈进的知识分子代表的左拉们，只有秉承着“人类良心的一刹那”，继续为推进人类基本的名誉和权利而振臂高呼才是。
但是，疑虑依然存在。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数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时，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作者阿伦特说：“法国之所以没落，是因为它已经没有真正的德雷福斯阵营人士，没有人相信民主与自由、平等与正义在共和中仍然能界定或落实。”我得承认，阿伦特的这句话不但击中了现实的要害，也给那些知识分子们致命的一击。从左拉的《我控诉》开始，知识分子才真正地成为了一个精英集体或者一个新的阶层的代名词，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公共行为给以后的知识分子作出了公正的表率：这就是知识分子将要行进的方向。法国其后众多的知识分子，萨特、波伏瓦、福柯、阿隆、加缪等虽然都身在学院，但是心中还是延续着左拉的传统，关注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变化，并利用手中的笔和报刊等资源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在众多的政治喧闹声中，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可能一时之间很微弱，但是愈加坚定而清晰。
（春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