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承蜩
宋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一文中说：“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籍，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此文绘声绘色地概括了她与丈夫赵明诚十余年陶然于金石碑帖，沉醉于经典书籍的平静日子。
和书的感情幼年就产生的，几十年来，我在人生旅途中也算历尽坎坷，现在将什么都看淡了，但只有对书籍的情感，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淳厚，连近年阅读的报纸也固定为《中华读书报》、《作家文摘》和《文汇读书周报》等，这也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吧。
在我看来，一本书就是一段历史，藏书就是藏历史。前些年出版的《毛泽东自传》就是根据西安一位老人上世纪30年代的藏本翻印的，虽说此书的年代不算久远，却引起了读书界的极大重视，成为藏书与出版的一段佳话。其实，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本书在北京图书馆里也有藏本，但这次却让民间藏书家抢了风头。如果不是这位老人将自己的藏书公之于众，图书馆的那本藏书不也就只是一件普通的藏品吗？
我喜爱藏书，但并不满足到一般书店里买新书。因为，这些书很少有让我倾心的“书卷气”，而且不能迎合我“信而好古”的文化倾向。我觉得只有旧书可以帮助我们追回逝去的年代，新书却不具备这样的作用。董桥曾言：“新书太白太干净太嫩，像初生的婴孩，叫人担心是不是养得大，是不是经得起风霜。”尽管一般的新书装帧高档讲究，文字华丽铺张，却实在难以慰藉我怀旧的情怀。那些泛黄的半旧残缺的线装书，洋装硬皮书，或者是新文学小册子，却是那么诱人，捧在手上，心中不免生发出一种“怀古之幽情”。
古旧书之所以对我有如此强烈的诱惑力，除了它是历史的经历者外，还因为淘这一类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急不得也悔不得。只能年复一年地转书店，在昏暗的灯光下摸索，忍着那霉腐的气味，在陈年的积灰中一本本地挑选甄别。见到久慕的书籍也不要惊呼张扬，应该不露声色地再挑一两本别的书作为它的陪衬，然后漫不经心地踱到柜台交钱。如果沉不住气，叫出了声，店员会在你交钱时说：“这本书不卖，是陈列品。”到那时，你不可能跟他们去打官司。后悔也没有用。有时候，明明撞上大运，而你却因为不识“泰山”，或者对其不感兴趣而与之失之交臂。回过头来再想去找，谈何容易。我曾于一次书市上见过一册毛姆自编的选集，因为嫌贵而犹豫了一下，后来就再也没见着过，心里着实难受了一阵子。董桥说，“天下藏书的人，几乎都想收尽天下希罕的书籍。”此话不假，虽然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事，但得陇望蜀的心态大家都是一样的。别看我的书厨里仅有几千册中外书籍，但是，“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志向未尝减弱过。
周五下午的工作之余，我照例骑一辆旧自行车到常去的旧书店逛。中文书还是那些，与上周的排列相同。倒是外文书架上悄然挤进几册脏旧的英文书，书脊上的字迹都斑驳难辨了，但看得出是本老书。取下来一看，原来是莫伯桑的《一生》，还有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前者是1911年的出品，真是难得。后者是1926年的版权，此书初版应为1925年，只可惜差了一年。德莱塞被称作是美国文学中现代小说的鼻祖，此著可谓我久慕而未尝触手的珍藉。虽然简装本的小册子遍地都是，可我却更钟情于这种精装的旧版本。捧在手里沉甸甸的，似乎这才称得上是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