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这是于众目睽睽之下上演的谎言与欺骗，这是欺世盗名。这是近日在哈尔滨隆重举行的全国特奥会上爆出的作假丑闻。
特奥会上出现了众多的“疑似专业队员”的特奥选手。许多参加足球比赛的球员水
平之高，“智障人练十年也不可能达到”。而其他赛场也发现有类似情况，如在田径场上竟有100米跑出11秒8的特奥运动员。
在目睹了被称为“作假大全”的第十届全运会后，再继续公演特奥会的作假丑闻，实在算不得是一件多么让人兴奋的事情了。或许仅仅是鉴于特奥会是专门为残障人士举办的运动会，寄托着通过使残障人群增强身体机能、自尊自信，并最终融入社会的美好愿望，所以一旦出现作假现象，才显得令人痛心且愤怒。但是我们其实都很明白，只要能够获得好处，作假者何曾有过道德负疚感呢？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大运会、全运会还是特奥会，难道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有可能，既便这是奥运会，又有什么区别？
这正是一脉相承的“锦标主义”的一次正常延续。我们甚至不必去指责那些参与作假的运动员，他们只是在利益格局中一枚受人摆弄的棋子。我们也从来不怀疑，作为运动员个人的基本道德，以及他们对于个人名誉的珍惜，我们甚至愿意相信，他们同样视作假为耻。但是，在强大的组织力量面前，他们却必须服膺于某种集体荣誉的需要。正是在一种集体荣誉的幻象下面，他们可以不以此为辱。至于所谓体育精神，当然也只得退居其次了。
这也正是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中所说的：“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毫无疑问的，在体育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之下，金牌所意味着的，通常并不仅仅是运动员个人的荣誉，也更关乎体育管理部门的利益。这也不仅包括对于公共财政的占有，更包括着一些官员的升迁与荣辱。
一切仍需要归于体育运动的举国体制之弊上来，必须在这一层面去寻求一种改良与变革。然而在此之前，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一点上寻找到一种共识。真正让人难忘的一幕是，由于第十届全运会上出现的假摔、下跪、服用兴奋剂等事件，便有人指责中国的竞技体育体制。对此，国家体育总局一位官员在年初召开的全国体育新闻学会年会上坦言：“就现阶段而言，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绝对不能丢！”
在中国体育界，围绕着体育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已经形成了一个体育官员、获奖运动员及其教练，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利益链条。正是这群举国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阻碍了中国体育从金牌体育到群众体育的转变，并以一种利益本能维护着“举国体制”这样一种官僚体制。
革除体育作假，必从祛除体育行政化始，必从改革体育的举国体制始。但愿这一次，那些关注特奥会的残障人士满目失落而哀怨的眼光，能够让我们有所触动。
来源：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