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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歌中的“新批判现实主义”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08月08日10:14 南方都市报

  天涯诗话

  李少君

  以刘大程作品为代表的“打工诗歌”是“新批判现实主义”诗歌的有机部分之一。这种诗歌的出现,相信比起那些仅仅沉缅于个人小情感、小趣味的“小文人诗歌”,更有力
量与价值。

  打工诗人类似知青作家

  在广东东莞的一次诗会上,意外地遇到一批曾有过零散联系的“打工诗人”,其中包括柳冬妩、刘大程和郑小琼等人。在这个诗会上,我注意到他们一直显得很另类。他们总是自成小群体,无论开会、吃饭还是散步、聊天。他们与其他谈笑风生的诗人们也不怎么交流,显得有点隔绝。在会上,他们也基本上没怎么发言,面部表情也保持一种漠然,好像觉得那些谈论的话题与他们关系不大,因此保持着某种沉默。其他诗人对他们也敬而远之,基本不主动找他们。其中不少人对“打工诗人”这一说法心存疑惑或抵触。觉得这更像是一次对诗歌话语权的新的争夺。因为当代汉语诗歌发展三十年来,这样的争夺太多了。事实上,在刘大程的长篇诗作《南方行吟》在《新京报》发表并引起强烈反响后,已经有一种质疑认为这是再一次地以道德优势居高临下地取代艺术水准。并且认为“打工诗歌”实际上是沾了社会同情心的光。当然,也有一些对“打工诗歌”持肯定态度的,如同是“打工诗人”的青年评论家柳冬妩就说:这样的诗歌类似一种“精神地震仪”,记录和显现着来自底层内心深处的本能的原始的震动,记录着时代在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肉体与心灵上刻下的伤痕与烙印。北大教授刘东则称:诗歌原本就是最原始、最直接和最大众的艺术形式。所以,有大苦闷大伤痛者都会很自然很顺便地拣起这种自由发泄的艺术形式……对这些情况,我多多少少有所耳闻。但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和一名编辑,我相对地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看法。我倒很想了解“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和他们坐在一桌,询问他们的经历和情况。

  我现在还记得那一次交谈留给我的印象。他们都说起自己的经历。居然有些相似之处:基本都来自农村,外省,湖南、湖北、安徽、四川、江西、河南等地,高中毕业,由于家庭贫困,到珠江三角洲打工。不少人甚至在“血汗工厂”呆过,有的还被机器切断手指,或身体其他部位受伤。由于从小喜欢文学,他们就一直写着,渐渐地在一大群打工者中显得突出起来,就被所在工厂或企业挑出来编内部刊物,或进入乡镇文化站文化馆。这样,就获得了某种学习及有空闲创作的机会。由于诗歌似乎最适合直接表达感受和感觉,且短小,相对不花费时间,就主要写诗歌。而这样的打工者,在珠江三角洲有一大批,再加上打工者中的其他诗歌爱好者,就逐渐形成某种群体。自己编民间诗报刊。其中的佼佼者,逐渐能在一些全国性报刊中发表作品,于是备受鼓舞,热情和激情愈发高涨。有些甚至逐渐小有名气。但他们的生活仍然很艰辛,除了极个别的,大部分生存仍限于满足温饱。但压力也构成创作动力。创作量居然还不少。刘大程就算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不知为什么,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创作背景后,我联想到“文革”后闯出来的知青作家。知青作家由于早年受过一定教育,具备一定文学素养,后来又被抛入社会最底层得以体验真实生存状况,获得大量经验感受,于是在思想解放之初,获得契机,迅速在文学上崛起。不少知青作家在成名前,也是因有一定写作能力,进了乡镇市县的宣传队、文化馆之类,写黑板报,或编文工团宣传队剧本,甚至被送去读“工农兵大学”,获得了创作练习机会。这和如今的“打工诗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不少知青作家在“火”了一下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只有不多的几个能够一直前行,成了后来文坛大家。那么,“打工诗人”以后会怎么呢?

  刘大程长诗描绘打工生涯

  我突然觉得自己想得太远了,还是回过头来看看当下正活跃的“打工诗人”的代表性诗人如刘大程吧。

  大程是湖南麻阳人,早年经历很坎坷,高中毕业后,携带借来的五百块钱,就去西南一带流浪、谋生,其间贩过水果、蔬菜,当过教师、编辑,画过画,有一段时间甚至饥一顿,饱一顿,露宿街头。后来家庭遭遇重大变故,不得已又辗转到了

东莞,先做绘图员,后兼企业内刊编辑。可以说他年龄不大,就已尝遍了人生的悲苦艰辛。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可能习惯了被人漠视,大程的话很少。我印象中他甚至有些木讷,似乎是在外漂泊太久见得太多听得太多以致有些麻木的原因吧。但显然,那只是外表。他的内心,则始终是涌动着激情的,读他的诗歌就知道。

  长达12章460多行近万言的叙事长诗《南方行吟》堪称当代汉语诗歌罕见的长篇巨构,叙述了大程漂泊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例如写他南下的艰辛谋生之路,“一个人在街头彷徨,多少人在街头彷徨/最饥饿的时候,透过精美的橱窗,餐馆的生意正旺/最疼痛的时候,置身熙攘的人群,听不到一声抚慰/立交桥下,火车站广场,或者任意一个角落/都是栖身的地方,也常是被驱赶被打劫的地方”,到了工厂,“进厂就是用厂规的绳索把青春、梦想/肉体和尊严一起缚牢,在长长的流水线上站成设备/在不停的运转中,任一种恶性的无形之水无情地漂洗、腐蚀/被村庄交出的我们授人以柄,除了一次次交出自己/还有何可说?如果你不能适应,不能容忍,还想体现/一点个性,你可以离开,但很多时候却并不容易,除非你/放弃一笔浸满汗水、泪水、血水的工资和那点寒酸的行李”,打工者的命运十分悲壮:“一个月招工三百二十人,离厂二百八十五人/铁打的厂门流水的工人,无数打工者就这样以流水的方式/在不断循环中用劳动成就了谁的欢笑,谁的享乐/谁的傲慢,而谁却一输再输:输掉了时光,输掉了青春……简陋的工棚,简陋的饭菜,简陋的生命/简陋的欲望;古铜色的脸,古铜色的脊梁,古铜色的臂膀/随处迁徙,随处用汩汩流淌的汗水让钢筋水泥和砖块/以最佳的组合拔地而起。大楼封顶的日子,一群衣衫褴褛/两手灰浆的人,站在城市半空遥望故乡……”

  这首长诗,宛如一个时代的全景图,浓墨重彩,在当代汉语诗歌中可以说非常少见。全诗大气磅礴,具有某种史诗品格。诗虽然分了很多章节,变换了多个视角,描绘着不同的生活场景、现象,但读起来,总体上却感觉是一气呵成的,具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

  生存如此艰苦,环境如此恶劣,压力如此巨大,大程却还能满怀激情地写着,且激情持续如此之久,到底是什么导致大程喷发出如此强大的激情?从他的诗歌中,我们大致能猜测出来。在诗歌中,他经常表现出某种对过去的美好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憧憬,比如:“清贫中有甘甜,重轭下/有歌唱,劳动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用勤劳的双手耕种庄稼,用淳朴的心灵浇灌理想/流水潺潺的河边,野果飘香的山上/春播秋收的田野,简陋朴拙的书斋”,但面对现实时,他又是失望甚至愤懑的,比如他写道“我已经如同一枚过河的卒子,没有退路/再苦再累,付出再惨重的代价,也必须从这里打捞/活命的银两”。那么,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他曾经有过某种理想与希望,所以他在遭遇那些残酷的生活和现实时,他感到与自己过去所想象的一切何其不同,他于是沉默,思索,他以那种理想主义的眼光来审视眼下的现实,他的内心就充满困惑、怀疑、痛楚乃至愤怒,他就不知不觉地呈现出一个批判的视角,以致他在不知不觉和最古老的一种文学冲动不谋而合了,那也是生命力最旺盛的一种文学力量——批判现实主义,一种立足点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批判立场。这也因此使得他的《南方行吟》产生强大的冲击力,可以打动和感染千千万万的读者。

  新批判现实主义

  是汉语诗歌新亮点

  当代汉语诗歌中出现这种新的批判现实主义,几乎是必然的。是伴随着所谓现代化、西方化、全球化的潮流同时出现。资本的逻辑就是掠夺,再加上权力与权威的某种垄断,双重的剥夺使穷者愈穷。于是,在这一潮流中,在全球资本主义所到之处,贫富悬殊加剧,社会共识破裂,以致社会学家称这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许许多多底层百姓的生活不仅没有改善,甚至更恶化了,他们被全球化的旋风卷入,无法回到过去,又被吸干后残酷抛下,任其自生自灭,因此,他们仍然生活在贫穷、动荡、疾病与愚昧之中。从某种角度看,对于某些人而言,历史似乎重新回到十九世纪“羊吃人”的时代。于是,重新呼唤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就不仅不再是学术界宣称的过时的启蒙,反而成为当务之急。

  难能可贵的是,大程还并不丧失希望,他的诗里,常流露出对于亲情、友情、爱与温暖的依恋与感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因此,他的诗里也就还有一分暖色与亮色。这也使得他区别于一些渲染“苦难”与“绝望”并过于沉缅于“怨恨”情绪的同类诗人。那些诗人倒真有“出卖苦难”获取同情与话语权的嫌疑,且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

  当然,大程的诗歌,主要还是关于打工生活实录的,看看那些标题就知道:《身份》、《春运又开始了》、《挤》、《夜车》、《民工一种》、《工业区的早晨》等等……基本上近乎纪录片似的描述,也因此,有人批评类似的“打工诗歌”艺术上的粗糙。我倒觉得,这种“粗糙”几乎是必然的,要迅速记录下如此急促痛彻的具体现实场景片断,几乎容不得仔细琢磨,甚至,当诗人突然亲眼目睹或亲身遭遇残酷景象时,痛感瞬间产生,转眼即逝,打工诗人来不及细想,立刻有感而发,全来自本能。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怎么可能过多地考虑什么形式、技巧、语言呢?但这样的诗歌自有其价值。我甚至以为:这种艺术上的粗糙其实正是我们时代的粗糙造成的。我们这个迅猛变异、冷酷无情的时代何曾细致细腻过呢?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当代汉语诗歌中的“新批判现实主义”当然不止“打工诗歌”这种面向。而“新批判现实主义”在当下尤显可贵,乃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一种在文字游戏和情感游戏里自娱自乐、自怜自叹的可以称之为“小文人诗歌”的思潮在诗歌界大行其道,其本质回避现实乃至躲避现实,成为小圈子的趣味。不过好在近年来情况有所改观,比如像杨键这样的恪守传统道德力量与悲悯情怀的“草根诗人”的出现;曾经鼓吹“下半身”的沈浩波也写出了《文楼村组诗》这样直面艾滋村现实与真相的力作,并一改过去观点,大力主张关注现实,甚至倡导坚守某种精英批判立场;还有青年诗人谭克修的反映错综复杂的纷纭世象的诗作《县城规划》等;甚至包括外表似乎撒娇却发誓要“给资本主义戴一顶绿帽子”、写出《在中国长大》的长诗的严肃诗人默默……均构成了“新批判现实主义”的有机部分。这样的一种诗歌的出现,相信比起那些仅仅沉缅于个人小情感、小趣味的“小文人诗歌”,更有力量与价值。

  ◎李少君,作家,《天涯》杂志主编,现居海口。

  【未经许可,本版文字不得转载】

  图:

  插图: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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