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其
不久前，第三届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北京地区诵读表演暨“诵读中华文化经典与素质教育”研讨会在北京市少年宫举行，学龄前儿童、大中小学生、教师、家长代表和企业界代表共500人参加了诵读表演。按计划，第三届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于8月8日在古城西安举行。
中华文化经典诵读(简称“读经”)活动，是近几年来一些团体和个人倡导的一项文化活动。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2004年和2005年在香港和北京举办了两届大会，2004年，有人编纂了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包括了从《诗经》、《孝经》到王阳明《传习录》在内的19部儒家经典，专供3岁至12岁的孩子朗读背诵。在有关方面的推动下，“读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据称，中国目前仅儿童就有800多万人参加“读经”，这项活动的群众基础大有不断巩固之势。
应当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诗经》、《论语》、《史记》、《出师表》、《岳阳楼记》等经典读物中，传承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积极刚健、坚毅卓绝的精神气质。一个人对传统经典多一些了解，多吸收一些传统文化中博大厚重的精华，可以提高人文修养，从而言行雅致，内心充盈，形成坚韧的品质，追求高远的人生目标。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亦有不少糟粕与毒素，集中表现为教人做臣民而不是做公民，做奴隶而不是做主人。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激进的思想先驱痛感中国传统文化的沉疴太重，积弊太深，认定传统文化是导致国家贫弱和政治腐败的罪魁祸首，高喊“砸烂孔家店”，与传统文化决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思想先驱们的观念虽然看起来十分过激，但在整体上顺应反对专制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大势，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
时至今日，“五四”确立的民主、科学两大主题仍任重道远，比号召和组织声势浩大的“读经”活动更重要的，应当是在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进行公民教育。事实上，“五四”运动在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同时，也进行了公民教育的实践，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小学校都开设了公民教育课程。上世纪80年代以后，恢复中小学公民教育的话题，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被提起。现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样态应该是公民社会，社会转型的历史性任务，对公民教育提出了现实而迫切的要求。
与“读经”大异其趣的是，公民教育的核心是要培养国民自觉的、健全的公民意识，让国民知晓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政府和公民各自在宪法中的地位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公民教育最终是要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而不是塑造传统社会下的臣民，要培养具有自主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契约意识的“主人”，而不是要训练出懵懂蒙昧、因循苟且、“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奴隶”。
只有通过崭新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才能正确引导青少年尊重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开阔胸襟和开放眼光的现代公民。青少年需要读《论语》，青少年更需要读“中国公民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