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历史知识可以陶冶性情、提高民族素质、塑造完美人格、实现社会道德教化，历史文化读物贵在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刻的见解，而不在于表述的艰深。
■侠之大者
尽管“史学危机”喊了许多年，但情况仍不容乐观。一方面史家高高在上，著述艰
深晦涩、诘屈聱牙，普通读者不忍卒读；另一方面“戏说”历史剧、演义历史文学大行其道，充斥荧屏坊间，以其充分考虑娱乐性、文学性和有效借助现代化传媒吸引了大批读者和观众，趋之若鹜。执当今中国传媒之牛耳的中央电视台前些年推出的《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取得了令人咋舌的收视率；南阳著名作家二月河因创作“清代帝王系列”而身价倍增，创下了当代以文学致富的神话。这些“戏说”历史剧、历史文学如抛开其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成就不谈，就其歪曲历史真实误导观众，宣扬“帝王思想”、“奴才意识”、“封建等级观念”而言，显然与普及历史文化的初衷背道而驰，也难怪学界“史学危机”的呼声不绝如缕。
普及历史知识可以陶冶性情、提高民族素质、塑造完美人格、实现社会道德教化，历史文化读物贵在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刻的见解，而不在于表述的艰深。许多中外大历史学家、大思想家的著述文采斐然，深入浅出，从而成为传世名作。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主张学术研究应与知识普及相结合，并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从1959年起，由其担任主编、以传播正确历史知识为主旨的通俗历史读物《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相继在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大多为史界名家，秉承“大专家写小文章”的理念撰写普及历史文化的小册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中国现代出版史上通俗历史读物的经典之作《上下五千年》更使几代人经历了阅读的愉悦。
最近借助央视名牌栏目《百家讲坛》，涌动一股通俗读史热，中华书局的“正说”帝王、纪连海解读和珅、纪晓岚，尤其易中天“品三国”来势甚是凶猛。那么读史的“春天”真的来了吗？《百家讲坛》这种通俗易懂的文史推广活动在大众中掀起热潮合乎社会文化的发展，大众化的文史信息传递形式会越来越受到广大受众的认可。但这还不够。电视讲座内容多数是已确定的历史事件，当然能把这些事件用充满悬念、一波三折的方式讲述出来，本身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单就历史本身而言，要更注重表达学者个人的独到见解和传达一种人文关怀，注重让读者发现历史事件和人物背后的复杂性和深度性。
人们呼唤更多将学科知识、思想智慧、人文关怀融为一体的史学读物。诚然，能够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地把历史说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殊非易事，非学识渊博、学养深厚不能为也。钱穆《国史大纲》、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均是学博识湛、壁立千仞的史学名著。例如学界内外备受推崇的《万历十五年》，著者纵横捭阖，在有限的篇幅内将明末财政体制、文官制度、施政中的道德本位之利弊一一析其源，辨其流，娓娓道来，隽永通达，体现了一种非凡的历史洞察力，确实能给人以甘之如饴的阅读愉悦，不仅扩大了读者面，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当前学界急功近利、学风浮躁，面对名利的诱惑，已很少有人能够潜心于学术，坐得起冷板凳；加上在科研成果评价中，通俗历史读物不占优势，导致许多研究者对撰写历史普及读物不屑一顾。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在思想层面，学界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文化的创造与传承同样重要，像《史记》那样史识、文采俱佳的著史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在制度保障层面，改变或修正学术评价机制、革除时弊的呼声越来越高，部分科研院所已采取了一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果这两方面能够顺利解决，相信历史文化普及读物在沉寂之后，一定会绽放出它应有的绚烂。
（紫／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