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易教授先生，因您的讲座达到了“学者使电视深刻”（《品三国》广告语）之故，近来您名声大噪，如日中天。您那略嫌尖细的湘味普通话段子，已萦绕在无数寻常百姓家。历史的大餐，加了辣子之后，果然满坛子异香扑鼻，万众欢腾矣！在下我耳濡目染，也买了一本大作来研读。
读罢，拍案惊奇！不过，现有若干疑问，就教于易先生。您走红以后，先有复旦周
振鹤先生斥为“破绽百出”，又有网友说您“信口开河”，更有人著文质疑您的“历史观”。但见您从容应对，一一辩驳，显见得比余秋雨大师沉着冷静得多。
我倒觉得，您的“硬伤”不多，不像余先生那样俯拾即是，让人家写成书来开心。您思路严谨，又认真读过《三国志》、《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及其他三五本野史笔记的，弄错了古代官制、用错了古汉语词汇、以及张冠李戴的事情，怕是难有。关键是，您是文学教授，“捞过界”来论史，您是否能够代表“学者”水平？
您的问题在于———以猜测代替研究，“大胆假设，粗率求证”。这几乎不是在谈史，而是隔山打牛，业余瞎侃三国而已。
即便您仅是在做“普及”工作，但既然谈史，同时又有考证与分析，总还是要循着一种科学的态度。你的介绍与分析，所依据的，仅仅三五本古籍。“品三国”目前虽然只能“纸上谈兵”，但您的依据是否仍嫌狭窄了一点？要“品”三国，总要将彼时人口、经济、物候、地理、军事、文化、风俗……林林总总古今资料爬梳一遍。要肯定一件事情，总要多方举证，大致“锁定”。
您老却不，也许是您成长在“建设兵团”时代，“主题先行”的痕迹比比皆是。先立论，后找证据。且证据不超过两三本书。不利的证据，就敷衍过去，弄个自圆其说就罢。有利的证据，则仅举《三国志》，一句“这是上了正史的，应该没错”，就罢。或者“作者对某某是反感的，但他都这样说，那就应该没错”。如《资治通鉴》上有不利证据，则一句“司马光是靠不住的”就了事，却又不提《资治通鉴》也是正史之一。这方面，在论及曹操、诸葛亮的为人时，颇为不少。恕我不一一列举，怕您也是心中有数。
您的“多层次假设”也是一绝。论到曹操赤壁之战究竟投放了多少兵力，您居然用了打折法。史无明载，您就“即使不到八十万，打个对折，也是四十万。即使四十万也没有，再打个对折，也是二十万，犹胜于江东的五万人马”，如此“历史数学”，怎不令人拍案？人数多少，总有一定的凭据来估计，打折法也算讲史？那真要请陈寅恪老于地下来问一问了！再有，曹操究竟是大军与孙刘联军遭遇，还是仅仅五千轻骑撞在了周瑜的口袋阵中？您是忽而在东，忽而在西，待读者早已经“蒙查查”之际，您就“总之我说得有道理”了。
您的考证来源，总是那三五本书，此书如何讲，彼书如何讲，以我看来哪个更可靠———就算完事了。评定标准，全在您。痛快固然痛快，您说，这是学问吗？您莫非在文学领域里，也是这么做研究的？史书所言，有多少是可以依据的？说诸葛亮“身长八尺”，换算过来，就一定是“一米八二”的“帅哥”吗？古人行文，多有溢美，且涉及数字，也往往有约数。“八荒四野”的，都不是实指。“诸葛亮身高一米八二”，这种考证真是乌乎哀哉，与郭老在文革中对杜甫草堂屋顶的“三重茅”究竟有多厚的搞笑考证，真正有得一比啊！
所以，我奉劝您就不要再一本正经地谈什么您的“历史观”了，通篇看来，不过是一个业余读史者，随心所欲的侃侃，不如叫做《吹三国》更贴切。您言语之间，好像不大瞧得上“电视学者”余秋雨，然余先生是一本正经在做学问，疏漏是疏漏，绝无信口开河，凭感觉和猜测就下结论。他是先有感受，后有结论。不像您，是先定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再草草找几个论据而已。
您如要歪谈三国，可以，谁也不能禁止，但请先摘下学者帽子。我看您———街谈巷议，侃爷是也，充其量乃二十年前说历史评书的刘兰芳女士第二而已。固然能给大众以开心，不过，与学者不学者的关系不大。
所谓惟楚有才，于今为劣。信乎？信乎！(傲世弥衡 文 都市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