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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展”是诗歌最后的垂死挣扎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08月22日10:08 南方都市报

  86’诗展20周年回顾

  杨黎

  “大展”是一场动乱,是诗歌的一次、最后一次垂死挣扎。表面上看“大展”似乎有所斩获,其实本质上它只是为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唱了一曲并不精彩的挽歌。

  “大展”在诗歌界似乎已经是一个专门的词语,至少在最近这些天里它应该成了一个专门的词语。当诗人们说到大展这两个字组成的一个词时,仿佛大家都明白是指1986年夏天徐敬亚先生搞的一次“诗歌行为艺术”。对于一个诗歌批评家而言,徐敬亚先生在当时所策划和围绕着这一策划所展开的论述,都足以让他名垂青史。

  1986年,上帝打了个盹儿

  历史其实并不复杂,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偶然和简单。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些在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开始了自己的诗歌之旅。这些诗人在写作上虽然各有偏重,但是在形态上却有一个“罕见”的相似,那就是抱团和立派。这从世界的角度上讲,它没有什么新鲜的意义。但是从中国以及中国当时的现实角度上去讲,却意义重大得不得了。比如,当有人听见“莽汉主义”时,几乎惊讶得闭不上嘴巴。当然,有人惊讶的并不是莽汉,而是主义。在我们中国,我是指1984年,除了某某主义之外,怎么会有、或者敢有其他主义呢?好在那个时候已经改革,这些主义才有了机会一个一个地冒出来。他们,非非,整体……过程虽然艰难,也特别反复,但他们却忍不住地向外冒着。这一切被敏感的徐敬亚看在眼里,他站起来振臂一呼,终于打破了僵局。我说大展是偶然和简单的事情,就是因为徐敬亚恰好那个时候在《深圳青年报》当编辑。只要上帝给他一个支点,他就可以撬起这个地球。我想1986年夏天,上帝可能打了个盹儿。

  如果没有大展,“非非”依然是非非,他们还是他们。因为在大展之前,非非就已经非非了,他们更早就成了他们。但是,如果没有大展,说不定就没有“撒娇”,当然更没有“三脚猫”。1986年夏天的大展,实际上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对中国人的心理进行了一次治疗:勇敢地站出来举旗称派。这好像就是当时的口号和广告。这个表面内敛的民族,又在遭遇了更深的压抑之后,一夜之间全部抛头露面。如果说我们现在回忆大展,回忆它的辉煌和喧嚣,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事件。据说在当年夏天,有近100个流派“隆重推出”,有上100个掌门人“横空出世”。我再说一句,在我们中国,比质量我们不行,比数量我们却令人咂舌。

  “大展”是开始也是结束

  关于大展我已经说了很多,不仅仅是在以前,就是在这几天我都说了很多。好像是从上个月开始的吧,我突然接到了许多媒体的电话,他们似乎都在问大展的事情。下面是我对大展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我早在10年前就对成都的一家媒体讲过。现在我重申,以算我再次表达我对诗歌的理解和希望。这个说法如下——

  我认为“大展”是一个转折点,它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方面,也许是它更主要的一个方面:“大展”是一场动乱,是诗歌的一次、最后一次垂死挣扎。表面上看“大展”似乎有所斩获,其实本质上它只是为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唱了一曲并不精彩的挽歌。

  10年前媒体就这个问题访问我时,我简单地表述了上述观点。可能是因为我表述得不太清楚,也可能是那位所谓的记者缺乏应有的准备和理解的能力,总之出来的结果令我哭笑不得。再后来,让我想想,我在其他场合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好像是这样。而现在,我非常愿意再次表明我的这一观点。只是这个观点的前提,也就是说这个观点它之所以成立,完全是因为我们将“大展”视为诗歌的辉煌。在这一辉煌的比较下,现在的诗歌暗淡了,或者说被冷落了。被谁冷落了呢?当然就是被这个世界冷落了。我本来认为这一冷落是应该的,诗人只有淡然面对这样的冷落,才可以真正地回到诗歌。但是更多的人不愿意,那里面主要是写诗的人。不信看看最近,不是许多人都跳了出来嘛。什么时代精神,什么新批判现实主义,什么参与和承担,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愿意被世界冷落。真像一堆一堆的怨妇。

  “大展”并非辉煌的沸点

  “大展”的确辉煌,但它肯定不是辉煌的沸点。我们顺着“大展”往前退,只要我们有一点半点历史知识,我们就可以随便找到比“大展”更加辉煌的辉煌。最近的是朦胧诗,它的群众基础和世俗成就,都应该在“大展”之上。“大展”策划人徐敬亚先生应该知道,他作为三个崛起的代表人时,在当时,关注他的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再往前退一下,我记得1979年吧,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灯光大球场里,三万多人聚集在里面听诗歌朗诵。当一个中年诗人大声地嚎叫出“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而在这之前,1976年,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那是诗歌的广场。作为人类所展现的辉煌而言,那辉煌是“大展”所能够相比的吗?还有这之前的之前,比如大跃进,整个中国不仅在全民炼钢,更是在全民写诗。而而而更前面的前面,在我们中国,从古至今,每十个当官的人,有九个都是诗人。即使不会写,也会吟。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文艺家联合会是平级单位。在一个讲求权力的官本位的体制里,一个作家诗人,比所有什么音乐家表演家画家等等都高出了半级。这也是辉煌么?这是辉煌,这是中国文化的辉煌。只是哀哉。

  孔子说,不学诗,无与言。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而说到底,所谓的中国文化就是人文文化。在它的体系里,农工商等而下之,像医学这样的类别,简直就是下九流的东西。也就是这样的千古文明,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不得不成为挨打的文化。所以我说,“大展”是结束,是中国文化的结束,是落后的、辉煌的那种文化的结束。

  当然,“大展”也是开始。“大展”之后,好多人放弃了诗歌,就像这个时代一样放弃了诗歌。中国文化经历了百年的变革,终于进入了人类文明的正常轨道。该吃的吃,该睡的睡。诗歌回到了诗歌本身,而不再是文化的全部,甚至不是文化的主流和热流。只是因为中国古老阴影过于浓厚,时不时这逝去的幽灵,还探出脑袋来东张西望。比如我非常不理解的一件事,当群众知道你是数学家时,基本没有愿望和你探讨数学。而当群众知道你是一个诗人时,差不多都要和你探讨几句。怎么说也要问你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所以,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称诗人应该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以避免这些尴尬发生。

  我现在依然愿意是一个地下工作者。

  ◎杨黎,诗人,现居北京。

  【未经许可,本版文字不得转载】

  图:

  插图: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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