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商人、东北的大学生、京郊的瓜农、浙江的理发师、河南的护士、山东的军人……不同的人，不同的动机，走的是同一条路——
走70年前老路，爬70年后雪山
□本报记者程绮瑾
崔永元组织了20几个中国人，再加上100多名工作人员，从“五一”开始重走长征路，活动叫做“我的长征”。
70年过去，人自然不是当初那批人，路也不是当初那条路。虽然节目组尽量按当年长征路线行走，但是路边风物已变，当年的穷乡僻壤多已通了公路。当队伍与当年红军一样在同一个季节翻越5座雪山时，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竟然没有见到一片雪。
而当年满是沼泽的草地，现在也已经成为“比九寨沟还美100倍”的风景区。沼泽、瘴气不再是草地的魔咒，取而代之的是草地狗———一种藏獒与普通狼狗的杂交品种，看护牦牛，性情极其凶猛，能把人从摩托车上撕扯下来。
这样的背景下，“我的长征”也不可能是复制当年的红军长征，而只能是这些人的“我的长征”。“我”们说起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
有的说是缅怀先烈，有的说是要挑战自我，有的说没什么理由，就是想走。而有些看客则猜测这些人是不是想出名，想图利。
崔永元表示，别人想什么无所谓，说什么也无所谓，他只要把这些人带到路上。这些人里有男有女，有文有武，有上海的商人、东北的大学生、大兴的瓜农、浙江的理发师、河南的护士、山东的军人……人员来自天南地北，各行各业。“你可以把这个队伍想象得无限大，实际就是整个中国人在路上走。”崔永元说。
三个月后，记者在遵义见到了这些队员。他们刚刚爬过5座雪山，走过180公里的草地，来到遵义。对比出发时的照片，他们无不瘦了一圈，黑了一层。
活动的赞助商组织了一些员工，打算在遵义跟着队员们行军一下午。
这个下午，当记者跟随“我的长征”用4小时走完20公里公路时发现，队员们甚至连话都很少说，只是保持着均匀、快捷的步伐。而那些员工，大多在还没到7公里的地方，就都坐上大巴了。
“我现在对他们挺有信心。我现在对社会也重新树立起信心。”崔永元说。
从花瓶走成瓦罐
还没见祖曼之前，就听几个人说起，队员里有个女孩，刚开始时把自己包得像个阿拉伯女人似的，还要举着伞，生怕把自己晒黑了。这个女孩是郑州市的一名护士，曾得过河南省选美的前十名。
记者见到她时，她穿着长衣长裤，戴着帽子、墨镜，依然是队伍里包裹最严实的一个。但是她已不打伞，甚至连防晒霜都不擦。
公路上几辆卡车驶过，留下滚滚烟尘。当记者捂起口鼻时，祖曼却挥手指指那烟尘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擦防晒霜了吧，擦了也没用。我已经从花瓶走成瓦罐了。”
祖曼说她曾好几次想到：如果自己没有来走这个长征，现在在做什么？“大概在逛着街，吃着冰沙。或者吹着空调，翘着二郎腿，看电视吧。”
可是她选择了来长征，甚至因此放弃了去法国参加时装周的机会。有人说她是想出名，在河南选美没出够名，所以来参加央视的活动出名。
“要出名也不用选这种方式啊。又苦又累又花时间。”祖曼说。她说她的理由其实很单纯，就是证明自己能行。
“经常逛街逛一整天，挺锻炼人的。再加上我上模特形体训练课，穿着高跟鞋一走就是3个小时。走路我没问题。”祖曼说。
所以在一个驴友论坛(“驴”即“旅”的谐音)看到“我的长征”招队员时，她报了名。而母亲听说也只是撇撇嘴，不相信她能入选。所有人都不相信。
结果那个论坛所有人都报了名，却只有祖曼入选。“你们想看看一个零起点的人怎么成为一个老驴吗？那就选我吧。”面试的时候，祖曼这么对考官说。
也许是这句话打动了考官。但是一些网友却猜测，祖曼大概跟某位编导有不正常关系，才会被选上。当祖曼举着伞出现在长征路上时，更是招来骂声一片。
“孩儿啊，看到了吧，回家吧，妈妈现在就去接你。”祖曼的母亲看到网上的谩骂，气得够呛。祖曼自己也说：“我想到出来会被骂，但没想到会被骂得这么狠。”
“我没去问他们为什么选我。报不报名是我的事，选谁不选谁是他们的事，最后走不走仍然是我的事。”祖曼说。
至于打伞，身为护士的祖曼更是理直气壮：“这是对皮肤健康有好处，为什么不可以？”崔永元也说：“其实我自己并不反对他们打伞。只要你有能力，可以一边打伞一边正常行军，有什么关系？你有能力，背着空调走也没关系呀。”但是为了方便拍摄，队伍最后规定，不准打伞。
还有网友对队伍的住宿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常住当地学校，应该给学校交电费。对此，祖曼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这次去一些红军当年住的祠堂看，在当时应该算是当地最好的地方了。按这个规格换算，我们现在该住个三星宾馆什么的。”
但这只能当作一句玩笑话。为了让他们多些艰苦体验，节目组给他们安排的睡觉地方，除了学校的课桌、地面，还有荒郊野外，臭虫、老鼠乱窜的地方。
有次行军中间休息时，女队员查雪琴坐在地上，两个男队员给她摘虱子。“摘的人很坦然，有(虱子)的人也很坦然，跟动物园的猴儿似的。特可爱。”小崔说。
但是爬雪山、过草地时，“著名护士”祖曼却接连倒下。其中一次是爬夹金山时，祖曼突然发起高烧。队友们拉扯着她，说：“你看前面的石头，你走到那里就可以休息了。”祖曼指着近一点另一块石头说：“走到那里休息行吗？”“不行，这块没那块舒服。”
靠着这种石头激励法，祖曼翻越了夹金山。而到翻越最后一座，也是最高的一座雪山———达古山时，她又找到了花朵激励法：“我一看前面一片白色的花，好好看。蹲下就开始拍。再一看，前面还有蓝色的，又跑去拍。就这么拍完几片花海，差不多也就到山顶了。”
从形式走出感情
祖曼说自己的这些事情时，都半带着自嘲。但是说起义诊的事情，她的态度凝重起来。
8月2日队伍行走到四川省黑水县沙石多乡昌德村时，临时决定在当地进行义诊。桂林医学院的随军医生带着查卫星、祖曼一起去。查卫星是军队的副主任护师，祖曼是普通医院的护士。
“好多人得的是胆囊炎之类的慢性病，还有妇女经常背着孩子干活，腰骨不好。这些都是越拖越严重。”祖曼忧心地说。
当义诊队离开小村时，村干部握着蒋大夫的手说：“您能不能在我们这里多留一个月？”可是队伍必须前进。祖曼和其他队员们都在想着，怎么能更多帮到这些困难的人。
类似问题，一直困绕着队员们。
队伍出发没多久，就有队员就形式主义问题争论起来。导火索是年长的队员在路过红军墓时，流泪祭拜。年轻的队员却不以为然，说说笑笑。
于是年长者指责年轻人不知敬畏，年轻人则反驳说：红军当年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我们今天能欢笑吗？再说，我们没有真情实感，为什么要我们假装难过？
42岁的队员，上海商人董峰也站到年轻队员一边，并且进一步引申了自己的观点：表达敬意是应该的，问题是怎么表达？形式主义的祭奠，也许只是祭给观众看的，还不如做些实事，比如为老红军修修房子，擦擦玻璃之类。
虽然双方各有各的理，但当时话赶话，吵到几乎翻脸。摄影师忠实记录下了这长达几十分钟的一幕。但是最后呈现在电视节目上的，只有短短几分钟，话语最激烈尖锐的时刻。
节目组没有去干涉队员们的想法，只是劝双方都能给彼此多一些理解和尊重。“你说小崔是装的，那夏桂林(队员)可是真的，邵夏珍(队员)可是真的。你是不是伤害到自己的队友了？”崔永元说。
刚出发时，一组队员从瑞金出发，一组队员从宁化出发。宁化人告诉队员们，宁化是长征出发地之一，但是为什么没多少人知道？因为从宁化出去的大多数人都牺牲了，最后回来的红军只有二十几个。当时红军34师差不多都是宁化人，在湘江战役中，为掩护中央纵队安全渡江，全军覆没。
年轻人记住了这段历史。后来行军到湘江时，队员们往水里撒花瓣祭奠红军，宁化小组特意拿出酒，撒到江里，并奉上一篇悼文：“34师宁化将士，英魂不死。”
时任34师师长的陈树湘受伤被俘，他在担架上挣扎起来，从伤口处扯断肠子壮烈牺牲。这是崔永元之前就听过的故事。可是在湖南的纪念馆，讲解员修正他说：“不是扯断肠子，而是掏出肠子用牙咬断。”崔永元当时无语，事后再转述给队员们听，好几个人都哭了。
当队伍再次路过红军墓时，年轻人也静穆下来，当初说笑的大学生还拿出自己的毛巾，擦拭着墓碑。
最反对形式主义的董峰则说：“作秀不是一件坏事情。‘秀’有一种是单单为给别人看的，还有一种是自己不管别的，努力做的，但是正好给别人看见了。另外，‘秀’就是要释放一种影响。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素材，行走在路上，吸引更多人关注长征，关注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质量。说它是‘秀’，又有什么了不起？”
从失望走出希望
虽然自己的行军能力远不及队员们，但崔永元毫不讳言他当初对队员们的失望。
崔永元说，刚开始时自己看到的是一支对长征没什么感情，对自己的队友也没什么感情，甚至称不上队伍的队伍。
崔永元和他的同事们也是第一次操办这种大型行动，完全没有经验。出发大概一个月的时候，队员刘少东受伤，不能行走。队员们来问怎么办，崔永元故作镇定地说：“你们自己解决。”心里想的却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队员们自己想出的解决办法是：找来一辆板车，男队员们轮流拉着刘少东走。几天下来，队员们因为拉车受伤，工作组作出决定：劝刘少东退出。
“我本来想着，红军当年也是带着受伤的战友走的。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大多都是留在当地老乡家里了。”崔永元说。但是，他还是对队员们尝试拉刘少东的行为颇感欣慰：“他们至少努力了。”
董峰和陈宗富都曾是崔永元眼中的“问题人物”。董峰是东北人，在上海经营着自己的公司，时常出国旅行，是个非常有自己想法的人，被崔永元担心不太合群。陈宗富是来自浙江的理发师，在队伍到达湘江时，跟两个队友激动地跳进江水，差点被淹没，因此被黄牌警告一次。按照规则，如果哪个队员得到黄牌警告两次，就必须退出队伍。
陈宗富出发前曾想着要为沿路的老红军都理一下发，献一份自己的心意。没想到，所有老红军听说节目组要来，“都打扮得光鲜靓丽”，根本不给他机会。不过，他的手艺还是派上了用场：行军100多天，几乎每个队友的头发都被他动过手脚。爬笔架山时，队伍中年龄最大的马存景大姐摔伤了腰。此后陈宗富一路照料着她，因此获得嘉奖一次，抵消了他的黄牌警告。
后来马存景因伤退出，51岁的查卫星成为年纪最大的队员，爬雪山时，也是最体弱的队员。总是喜欢跟队友辩论的董峰，这次默默看护着查大姐。
董峰和陈宗富这两个本来天差地远的人，也因为这次行走成了好朋友。过草地时，他们决定一起体验一下绝食，挑战自己的生存极限。
董峰曾有过绝食5天的经验，而陈宗富以前只试过节假日生意太忙，一整天顾不上吃饭。一天下来，两人都已经非常饿。第二天，陈宗富走路已经开始脚软，满脑子都是妈妈做的好菜，一句话也说不动。董峰的状态稍好，只是全天口苦如嚼过黄连。第三天醒来，陈宗富的天地已经在旋转。而在他还没倒下之前，并没绝食的祖曼却因为低血糖昏倒了。随队医生也立刻命令他们停止了绝食。
对于崔永元等工作人员来说，草地带来的是美丽的风景，“比九寨沟还美100倍。向左边一看，上千头牦牛。向右边一看，上千头牦牛。真像旅游。”对于大多数队员们来说，由于节目组限制他们每人7天最多只能花50元钱，所以大多数都饥肠辘辘，愁着找食物。而对于董峰和陈宗富来说，他们在饿了三天之后吃到了这辈子吃过的最细致最美味的一顿饭：一碗底方便面汤。
过完雪山草地，崔永元认为队员们在生存能力、纪律性、团队合作精神方面都改进了许多。
崔永元认为是长征改变了他们。但是董峰说：“我的心态变化不大，只不过一开始展示得少些，慢慢接触，展示得多一些。年轻队员可能有些变化的过程。但是我已经42岁了，基本心态已经定型了。”
长征在改变队员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评判者崔永元。崔永元说自己现在心胸比较宽广了。
在遵义，我们见到原《实话实说》编导海啸。崔永元与他曾因为一些事情闹僵了，好几年都不说话。在路上，崔永元突然给他打了个电话，说：“对不起，那件事情我想明白了。”海啸因此专门到遵义看望崔永元，还跟着他一起，徒步走了20公里。
(P11765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