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黄冰如
“图书馆”是外来词，由梁启超在1896年根据日语翻译而来。之前数千年的历史里，扮演着与西方的“图书馆”相近角色的是藏书楼，以“藏”为主，很少对民众开放。
1902年，曾任兵部郎中的徐树兰出资32960两白银，在家乡绍兴的古贡院买了一亩六
分地，建造古越藏书楼。1904年，古越藏书楼正式开放：每日向公众开放，人们凭牌进楼，对号入座，座满时来人需在外等候。徐树兰还特意写了4000字的《古越藏书楼章程》，申明借阅方法“仿照东西方各国图书馆章程办理”。中国的公共图书馆历史也就由此开始。
随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浙江藏书楼、湖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江南图书馆等20多所省级公共图书馆相继成立。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
而后虽然还有零星的藏书楼出现，然而作为一个主要的藏书机构，藏书楼的历史已然终结。
在中国藏书楼3000多年的历史中，尽管承担了同图书馆一样传承知识的功能，但事实上，它走的是另外一个脉络。藏书楼更像是一种私有财产。天一阁自创建以来，便规定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范氏后人继承范钦遗志，管理更加严格，凡阁门和书橱门的锁钥分房掌管，非各房到齐不得开锁，并规定子孙不得无故开门入阁，更不得私领亲友入阁。因此，有幸看过天一阁藏书的，不过黄宗羲等寥寥数人而已。
“铁琴铜剑楼”也不例外，该楼藏书l0余万卷，藏书亦得法，管理极严，一般不轻易外借出楼。一次光绪皇帝派人来借书，对其中一本爱不释手，想留下这部书，许诺三品京堂，给钱巨万。瞿氏后人不肯，拿出乾隆皇帝颁给“恬裕斋”的诏书给使者看，光绪恪于祖训，只得作罢。
然而，即使是在如此严密的保护下，明之前的藏书楼除天一阁外无一存世，此后的藏书楼也大多或因天灾或因人祸而灰飞烟灭。明末大儒钱谦益用其生平积蓄购买古本书籍(其中不乏宋元精刻)，于62岁高龄时建造“绛云楼”，不幸7年后失火，藏书焚毁殆尽；清末“?宋楼”主人陆心源去世后，其子陆树藩无心保护，藏书渐损。加上陆氏家道中落，亏欠巨款，日本学者岛田翰得知后，力促日本三菱财团于1907年4月以10万元从陆树藩手里将三处藏书全部买走，完备了日本收藏的中国史部和集部古籍；结局最好的藏书楼大约是“八千卷楼”那样，以7.5万元归于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现在南京图书馆的前身)，与知识传承的另一条脉络珠联璧合，或者更准确地说，被另一种发展模式所吞没。
截至深圳图书馆新馆开张前的100多年历史中，只有1910年创建的文华公书林名字上带着“公”字。在吴看来，“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缺少对公共图书馆的理解与认识，也包括我们图书馆人。”
(P1176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