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
朴之(特约书评人)
在对中国城市的好奇中，近代上海恐怕要拔头筹，因为其他城市，古典也好，时尚也罢，似乎都可找到气质、样貌相似的系列，唯独老上海是不可复制的“个案”。并且上海
是烟火的、诱惑的，本雅明说“现代人的欢乐与其说在于‘一见钟情’，不如说在于‘最后一瞥之恋’”，上海几乎就是第一座充满华丽的悲欣，可以瞥、可以恋的中国都市。在历史研究和文学想象中，关于上海者不仅量大，而且质优，正是因为“传主”本身的魅力。但长期以来普罗大众对老上海的认识还是来自从张爱玲到王安忆的小说，从《马路天使》到《阮玲玉》的电影。文字与光影建构的狐步舞世界是否真的曾经存在，大众或许没有想过向史学家求助，但将无限趋近的既往真实告诉世界毕竟是历史学必须担负的责任。
上海社会科学院是上海史研究的大本营，由其中的学者提供一部能当此任的大作最恰当不过，该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罗苏文先生的新著《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就是这样的作品。翻开本书目录，从上海作为近代都市的硬件如街道、住房、商业大厦、基础设施、娱乐场所和公园，到文化层面的戏曲和女性时尚，再到外地移民与外国侨民的情况，一张老上海的“导游图”逐渐在眼前展开。
写城市史，能做到准确、细致并以其文字趣味吸引人读下去、读到完，从而将专家学识“略达于公众之平常感知”，就已经很难得，但那充其量只是“史才”与“文采”，罗先生还将他对上海史的“史识”融于其中。这就是以多元为着眼点，把握到了近代上海文化生态的主脉。“中西文化的共处、融合、提升、创新是近代上海城市最有魅力之处。”文字与思想互为表里，透彻的史识与具体的论述惟其相辅方能相成，罗著围绕“都市社会与生活”，对于多元文化的形成过程与表现不吝笔墨，从上述硬件设施、文化生活及居民状况多角度、多方位着笔，对西洋文化携坚船利炮的侵略之势而楔入、并立，国人于此的观察、体会；对新旧文化的发展、竞争，华洋间的冲突、谈判、斗争；对作为文化载体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公司企业以及社会群体的结构、言行及相互关系；对从物质层面而文化层面、由上海本邦而影响及外的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本土文化的现代化，方方面面，可谓对“新文明”的雏形进行了“穷形尽相”的刻画，对其多元文化的所见起到了烘云托日的效果。城市史研究往往倚重相关学科理论，罗著中却没有晦涩的理论术语、词汇，在在都是以人文的叙述出之，历史学的解释力亦可见一斑。
上海也是一个最复杂的场:它是新潮拍岸的第一波，也是遗老、旧戏曲的保留地；它的租界既是外国人侵略的桥头堡，突显了压迫与歧视，也是倡导政治自由、民族革命者的避难所；更毋庸说混合了新旧美德与罪恶的“十里洋场”，世俗与主义、进步与堕落、压迫与反抗、安定与混乱、连续与断裂、精英与民众、大时代与小市民，仿佛每一天都在不厌倦地上演。我们却很少想过复杂背后的运作机制是什么，这其实是关系到作为符号的“近代上海”的成因的关键问题。魏斐德的上海警察研究引人思考于复杂中维持秩序的公共管理力量所在。罗著点出的多元而非一元的文化背景及作为其载体的多元权力结构则有助于从宏观社会文化层面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尽管多元权力在共处与竞争中，有时不免一元坐大，也往往有显流与伏流、地上与地下的分别，但毕竟都能有所依托、有所憧憬，维持了各自的生命力。尤其在当时的中国，要么就是以中国人为中心的城市，要么就是以外国人为中心的城市，只有上海，并无中心可言，承载古今中西文化的组织与群体各抱主义和利益，冲突、谈判并共处，一时间都还不具备消灭其他各方的实力，于是舞台上不断登场，却少有曲终。
罗兹·墨菲在其研究上海的经典著作中将上海喻为“现代中国的钥匙”。尽管他本人及其他学者后来对此多有修正和回归，但其实是代表了一种重视上海及城市现代性对中国的牵引作用的普遍观点，这也与曾觉之的期许暗合。历史或者至少近现代历史的发展结果却表明，尽管现代中国的诸多耀眼元素发端于沿海、城市，但还是在拓展中获得了内地的、农村的力量之后才逐渐缓解了“头重脚轻”、新旧同体而相互排异、掣肘的难题，并以农村革命为关键点，在全国范围完成了现代化的阶段任务，创造了现代化的基本环境。中国的现代性究竟源于城市还是农村？城市的摩登固然令人艳羡，但大上海所洋溢的光怪陆离的现代性似乎与整个苍茫大地并不太搭调，农村的现代却更多地继承着传统的力量而蕴涵实力。
上海，也是把钥匙，却是特殊的认知典型，它或许集中了现代中国最突出的元素，这些元素确实分布在其他的城市、乡村，但积聚之后却让人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过。这是关于上海和中国的一个更大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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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罗苏文著，中华书局2006年7月版，2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