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我还依稀记得几年前看到王晓渔批评文章时的那种惊喜，当时很是羡慕了一阵，惊喜于他文字的流畅，同时也叹服于他思想的锐利，这一切的惊喜都缘于他年纪尚轻，却阅读广泛，博闻强识。古今中外的典故俚语，能随手拈来，化为己用。这次他的批评文章以《文化麦当劳》的书名结集出版，书中的三辑分别以卡尔维诺的几部作品原书名或修改名来编排
，有趣而富智慧。
王晓渔的批评文章总能一针见血，直刺要害，让人读起来有那种直捣黄龙的快意，其实，这还是语言文字的力量。长久以来，语言问题都被排除在批评家的视野之外，而王晓渔却在自己的批评中开始重视语言的问题，并赋予它们诗性。这种诗性贯串了他至今整个批评的过程，同时也贯串了这本书。从抒情诗人海子、小说家三毛、评论家胡河清，到抒情歌手罗大佑和支教诗人马骅，王晓渔一开始就将这些敏感的歌者纳入到了往事，甚至是死亡的背景中，暗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抒情的终结”。
从个案和细节入手进行批评是王晓渔的重要策略，如他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七个女子的精彩解析，就是以对小说文本的细读为切入点的；关于那些现象学与符号化的理性分析，在《工人新村的建筑政治学》《恐怖主义者的仇恨经济学》和《文学的麦当劳化》等文章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尤其是他对我们习焉不察的食品包装竟然还有着自己独到的美学见解；在那些弥漫着淡淡火药味的隐喻性书写里，他对卫慧、村上春树等人的作品以及一些伪禁书进行了或尖锐或温和的批判，而在《文化表扬时代的降临》里，他以揭幕“贝拉事件”痛陈了著名学者们为一部平庸作品齐声叫好的阴谋；在大众文化包围下，他以《大话西游》《成吉思汗》和日本动画片《机器猫》等影视剧为标本，阐释了娱乐化时代影像的秘密。
在审视的立场下，让自己的文字与当下和内心相处，而不是沉迷于故纸堆里坐而论道，纸上谈兵，这是王晓渔批评写作上的用心之处。他深知不能挽回文学在这个时代的没落，虽然他还没有像朱大可那样毅然决然地甩出“我与文学的离婚已无可挽回”的高调，但是他逐渐从文学转向了大众文化，从纸上的文字转向了对当下的关注，这种转变是自然的，就像他还有一种能力，就是将不太相关的几件事物串联起来，趣味十足，结合上却天衣无缝。这种能力不是随意的“拉郎配”，而是需要敏锐的直觉与深厚的积累。这种直觉和积累在《文化麦当劳》里有一次整体上探索性的亮相。《杏花村、小酒馆和麦当劳》《印刷品、文学史和诗歌义和团》《火车是文学的敌人》《被想象的西部》等很多人耳熟能详的篇章，都是王晓渔通过直觉理解与学理分析相结合进行批评的典范之作。
还有一些阅读的感受，也不妨说说。王晓渔的每一篇批评文章都能出语惊人，或许是在批评的理性与洞察的敏感上用力太多，文章流于精致，缺乏一种拙性，显得不够大气。他将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修辞纳入进自己的文字，并成为了批评的一部分。这是一种难得的创意，也是他特有的风格，如果长时间没有突破，这样的写作容易流于概念与模式化，本色性的东西自然就会受到压抑。
就像《文化麦当劳》这本书的书名所预示的，文化与麦当劳结合，那就会成为大众消费的快餐，虽然吃起来味道不错，但基本没有什么营养可言。现在的大众文化和麦当劳被绑在一条船上，大都成了一次性消费品，尤其是报纸杂志上的专栏文字，它们只负责当天或当周的愉悦，一旦成为过时的风景，再也提不起人的阅读兴趣，这就是专栏文字的宿命，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乐此不疲地去制造垃圾。在此，我并非有意指责那些专栏作家们，因为我也经常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到那种“逼良为娼”的无奈。
我们都知道，速食的东西成为经典的可能性很小。当然，现在有很多作家也不奢望自己的文字能成为流芳百世的东西。今朝能换钱，何需待明日？速战速决成为写作者们心照不宣的约定。而那些速战速决的精致文字，一旦被有心人剥蚀掉那些无关痛痒的花哨成分，其所剩无几的“看法”也会变得苍白而乏味。尤其是文化批评与时尚和当下结合得更为紧密，随着事件的时过境迁，与事件“捆绑销售”的文化批评也有可能难逃速朽的命运。除了这些，一个清醒的批评家需要警惕的应该还有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