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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说客
关峡:中国交响乐团团长、作曲家
谭利华: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指挥家
沙晓斌:北京音乐厅总经理
王二民:医学工程师、古典音乐爱好者
从本月开始，在京的三大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都相继进入了2006－2007年音乐季，从对外公布的演出计划来看，每个乐团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了精心策划，阵容强大、水准颇高。不过表面上的齐整和稳定掩盖不住中国交响乐市场整体上的窘境，在这几大交响乐团职业化的道路上，有几个问题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买票习惯难形成
记者:几大乐团的演出季都已经出炉，古典音乐演出将进入密集阶段，不过古典音乐观众群似乎没有增加。
关峡:北京的古典音乐受众群体的确太少，毕竟高雅音乐是外来艺术，即使在国外也是少数人欣赏，以北京1500多万人口算，自己花钱买票，欣赏高雅艺术的人可能还不足0.1％。
谭利华:看音乐会的观众不少，不过自己买票的观众平均每场能有200人就不错了。
记者:是因为票价价高吗？
王二民:现在很多演出的最低票价观众都能接受，北交和国交的都是30元，现在看个外国大片还50元呢，能花30元现场享受高雅艺术，已经很值了。还有一些音乐会也有50、80的低价票，不过要早买，因为数量不多，如果最低票价在100元上，我一般就在门口等退票。
关峡:我们现在很多东西的价格都和国外接轨，票价也是，所以只有30、50、80的票价才是中国老百姓能接受的。不过现在有一个现象，不管什么样的演出，最高票价和最低票价永远卖的最快，实际上是人们收入两极分化太严重造成的。
谭利华:除了低票价，我们还办过免费的普及音乐会、10块钱的音乐会、拉着学生乐队一起演、去大学演……可是观众量就是上不来，我也想过，是不是我们演出的地点不好，是不是开演的时间不对，似乎都不是最大的问题。
记者:既然票价够低、演出够多、质量够高，为什么还是吸引不来观众？
关峡:在国外欣赏高雅艺术的各种条件都比较健全，我们还有一定距离。比如我今晚要听一场音乐会，可能从下午就开始闹心，盘算着几点下班、什么路线不堵车、车停在哪、到哪吃饭等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剧场比较分散，人们要把欣赏高雅艺术变成一种常态的生活习惯太难了。去年柏林爱乐来北京演出，我的车堵在路上了，只好把车停在一个地方然后坐地铁去，差两分钟开演才进剧场，非常狼狈。
谭利华:关键是在我们国家现在听古典音乐的圈子还是太小，没有形成普通市民和文化层次相对高的人群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已经与票价高低没有关系了。前两天报纸上报道，美国克里夫兰博物馆精品展展出90天才有7万人看，实在很令人震惊，这和政府的倡导，媒体的宣传有很大关系，应该让人们知道，光有钱充其量只是一个暴发户，懂得欣赏艺术才是有品质的人。
沙晓斌: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剧场很少看到学音乐的学生自己买票去看音乐会，很多音乐家、音乐学院的老师和学生都不花钱来看音乐会，怎么要求老百姓去进音乐厅？曾经有一个教音乐的老师给我打电话，直接就说:“你们音乐厅的票都卖不出去还不能给我两张，”我回答:“超市里卖不出去的东西你能随便拿吗？”
记者:我们也发现有些有大牌古典明星参加或者国际著名乐团的音乐会会受到很多观众的追捧，古典音乐也“追星”吗？
关峡:当然有追星现象，比如郎朗，在国外只要有一个郎朗，准满场。不过世界上没有一个乐团靠这些明星来生存，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工作，而且光看明星也不是一个真正交响乐听众的生活方式。
王二民:有些喜欢古典音乐的观众的眼睛确实都盯着国外的乐团，对国内的乐团不是特别感冒，除非特别喜欢某个曲目才去看国内乐团的演出。
全靠市场难存活
记者:没有观众或者观众太少，交响乐团在市场上如何生存？
关峡:如果按照市场经济法则，世界上任何一个交响乐团都没有生存的道理，因为交响乐团的成本永远大于利润，没有一个乐团可以靠票房、靠市场的经营能力养活自己。中国交响乐团一年的投入是2400万，国家投入600万，平均一个星期30万，连排一套音乐会的成本都不够，还要发演出费、请客席演奏家、指挥家，而这些成本都要分配到每一个座位上，每个座位的平均定价就要200元以上，但问题是能有几个人来买票？
记者:国外交响乐团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关峡:国外的文化经济政策相对完备，企业资助文化产业可以抵税，我们的交响乐团要和企业一样被征收33％的所得税。中国还是处于文化消费的引导阶段，政府应该把文化和娱乐分开对待，政策上给予区别，引导民众走进高雅艺术的殿堂，包括我们的民族传统艺术。
记者:虽然古典音乐市场不容乐观，但很多外国音乐家对中国非常看好。
沙晓斌:因为中国有很多学习古典音乐的孩子，如此庞大的群体在国外是没有的，但是有基础没有中介机构市场一样不行。音乐家如果没有经纪公司就死定了，在国外，经纪机构联系所有的中介机构在运作这些音乐家和乐团，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怎么做还不知道。所以我们的音乐家很难、团长领着一个乐团也很难，音乐家也要吃饭，现在还停留在团长领艺术家们挣饭钱，而不是搞艺术的阶段。生物链转不起来，只能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全身都疼就完了，得综合症，谁也治不了了。
乐季商演难平衡
记者:交响乐团只能靠商业演出才能维持生存？如何平衡音乐季与商演的关系？
关峡:一个交响乐团，如果不做音乐季，反而会生活的很好，一场商业演出20多万，一个月演两场就可以了，而且商业演出也是很好的普及方式。但是一个乐团的职业化标志就是形成自己的音乐季，如果我们都不做音乐季演出了，后果会是什么样？
王二民:对于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如果看不到一个交响乐团音乐季演出的节目单，简直太遗憾了。
谭利华:不管怎样，音乐季是一定要坚持的，我们今年还是要去大学演出，只可惜的是大学里没有特别适合交响乐演出的场地。
记者:为什么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还要在音乐季中力推中国作品？
关峡:当我们的古典音乐市场不健全的时候，我们的职责就显得更加重要，如果不演奏中国作品，中国的交响乐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从文化的根上就断裂了。
谭利华:推动中国是必要的，总有一天中国的交响乐会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必须从现在积累，而且我们的交响乐是用中国的语言来表达，这样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本报记者罗颖WJ132
新闻伴读
海外生存之道
政府出资:
澳门乐团只有42名演奏员，一年得到的政府拨款高达1600万，特区政府认为目前澳门的古典音乐市场还处在培育观众、教育市民的阶段，正是这种对市场比较客观的判断，澳门乐团才能稳步发展古典音乐和传统文化。相反，德国下萨克森州交响乐团一直靠国家养活，团员、剧目严重老化，却还一直热衷于“高端市场”，最终负债4000多万欧元而被市场淘汰。
企业资助:
美国大部分乐团，例如芝加哥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等，政府出资的比例相对少，主要靠财团和票房收入。成立于1743年的莱比锡布商大厦乐团，从10年前开始转为公司，就未领德国联邦政府一分钱，他们坚持开发普通市民市场，吸引各种私人赞助和企业投资，彻底改变了政府出钱，演一场剧要一场钱，越演越赔的被动局面，演出业务蒸蒸日上。
政策倾斜:
政府提供诸如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及个人赞助和投资乐团、剧院。
放下架子:
很多成功的乐团最常说到的一个词就是“观众”。如何引导观众，培养市场，培养社会对古典音乐的尊重，这比向政府要钱重要很多。
另类经营:
德累斯顿交响乐团自创唱片公司后，还进军手机铃声市场，将几十首世界古典名曲制作成手机铃声在该乐团网站销售，每首下载收费2欧元左右，这既普及了古典音乐，又增加了乐团的收入。
降低票价公益演出:
汉诺威交响乐团票价分为31欧元、20欧元、11欧元、5欧元不等，对于买季票的观众、老年人及26岁以下青少年更会有50％的优惠。他们还注重培养潜在观众，频频举办各种公益性演出，把青少年和缺少古典音乐知识的百姓吸引过来，另外他们在节目内容、形式上“做文章”，使其雅俗共赏，如今，乐团已经走出困境，并略有盈余。
本报记者罗颖WJ132
国内交响名团
中国交响乐团
前身是成立于1956年的中央乐团，1996年重组更名为中国交响乐团。关峡任团长，常任指挥李心草，新任艺术总监邵恩。
中国爱乐乐团
前身为成立于1954年的中国广播交响乐团。2000年5月正式改制为中国爱乐乐团，余隆任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
北京交响乐团
成立于1977年10月，著名指挥家谭利华任乐团音乐总监、首席指挥。
上海交响乐团
前身是成立于1879年的上海公共乐队，1922年改称上海工部局乐队。1956年正式定名为上海交响乐团。1986年，实行音乐总监制，由陈燮阳出任。
广州交响乐团
创建于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最早建立的交响乐团之一，音乐总监余隆。
本报记者罗颖WJ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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