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未来的同时,需要回溯历史

　　2006年上海美术双年展9月6日开幕，本届主题为“超设计”

　　看到未来的同时，需要回溯历史

　　从9月3日开始，走过上海美术馆的人会发现，美术馆东北角竖立起一个巨大的木结构物体，斗拱。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木结构建筑——唐代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斗拱的一比一

复制品，整个斗拱上下没有一根钉子，全部靠木头部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结构而成。这个庞然大物矗立于此，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摆设，而是作为即将开幕的第六届上海双年展的重要参展作品。

　　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在一个当代艺术展上做这么一个仿古的作品？上海双年展总协调人张晴的解释是:斗拱构思巧妙，形态优美，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是极具艺术性的，在一个国际性的展览上引入复制的斗拱，是对古典艺术构思的追忆和纪念。“在看到未来的同时更需要回溯历史，从中国古代的建筑和艺术中找到‘超设计’的历史和灵魂，不但和双年展的主题契合，更让今天的中国人骄傲。”

　　“超设计”正是此次上海双年展的主题，展览将于9月6日开幕。届时将有24个国家的94组艺术家参展，中国的艺术家占40％。展览将分三个主题:设计与想象、日常生活实践、未来构建历史，以此对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分类。此次展览由来自国内外的6位策展人组成策划团队，包括来自中国的张晴、黄笃，来自美国的林书民，来自韩国的李圆一，来自

　　上海双年展自1996年首办以来，经过十年精心经营，已经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大型艺术展之一。今年的展览中，首次参展的艺术家占到九成。策展方表示，保持如此高比例的“新面孔”，目的是为使上海双年展保持持久的新意和开放的形态。

　　本报记者黄长怡

　　什么是“超设计”？

　　什么是“超设计”？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介绍说，所谓“超设计”，是一种超越实用性、日常性，背离习惯的表现。它打破了常规设计固有的思维轨迹对人们头脑的禁锢。与人们习见的美术作品不同，超设计作品很多是动态的。

　　在本次双年展上，新技术、新材料在艺术创作中的使用是一大特色。展览上，观众将看到一件有趣的互动装置——荷兰艺术家马聂克斯·尼杰斯的《跑步机》。他以电影和3D组成了播映的混合图像。当观看者站在银幕前的踏车上跑步时，其面前的景象将如真实的环境随着奔跑的速度而改变。

　　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制作成现代艺术，也是本次双年展一大热点。上海艺术家申凡的《向黄宾虹致敬》，将国画大师黄宾虹的个性笔墨化为霓虹灯影像，随着古筝奏鸣，霓虹灯渐渐形成完整的画面。而新锐设计师晏钧的参展品《对话》，则是用废弃的暖气片和水管制作成具有中国古风的家具。

　　另外，原汁原味展现中国传统设计艺术精髓的展品，也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看点。前文提到的斗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由上世纪50年代具有传奇色彩的苏州匠人徐永甫、徐和生师徒制作的中国古建筑模型，也被张晴从同济大学发掘出来，成为展览上十分引人注目的展品。这些中国古建筑模型是展览中“年龄”最大的展品，将被原封不动地展出，甚至连模型的灰尘也将保留。

　　本报记者黄长怡

　　链接传统

　　上海双年展十年

　　“10年过去了，现在的上海双年展已达到我们一开始设想的目的。”担任此次上海双年展学术委员的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李旭说。李旭在上海美术馆已经工作了17年，从1996年第一届上海双年展设立开始，他一直参与这个展览，其中，他作为策展人直接负责了2000年、2002年的上海双年展。

　　上海双年展是中国最早的艺术双年展，如今办到了第六届。李旭谈到上海双年展，特别强调:“这里不能不说到上海美术馆的馆长方增先。他被媒体注意得不多，但绝对不能忽略:因为他才是上海双年展的终极推手。”方增先是一位画国画的老先生，已经70多岁了，并不搞现代艺术，但早在1996年，他就提出，中国艺术的各方向中不能缺少前卫艺术，也不能缺少这个平台，因此率先把国外的双年展制度引入中国。李旭转述他的话:“我认为不能尽是由中国艺术家等着外国的展览来挑选，而应建立一个能吸引外国艺术家的平台，由我们来挑选各国的艺术家。”事实上，1996年上海双年展刚刚启动的时候，参展的都是内地艺术家，连港澳台的都没有请，那一届的主题是“开放的空间”，主要类型却是以油画为主的架上艺术。“当时，双年展就在幻想着能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艺术家参与了。”那一年，李旭刚刚29岁。

　　李旭承认，做双年展非常辛苦，起码要准备一年半的时间。做策展人的时候，在开展前三四个月，每天最多只能睡5个小时，白天忙活中国和亚洲的艺术家，深夜和凌晨则为欧美的艺术家服务，连轴转、忙通宵是常事，一直忙到身体都吃不消。“我幸运地经历了一个转折的历史时刻。”李旭说，这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环境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1996年，双年展展出的基本上都是油画，稍前卫一点就会挨骂；到了2000年、2002年的第三、第四届，上海美术馆门前甚至都出现排队买票的情形了。而今天，第六届上海双年展共有来自24个国家的94名艺术家参与，国际化程度相当高，“排队买票，在创立的时候我们连做梦都想不到啊。”

　　李旭客观地分析了如此专业的艺术双年展为什么能受到市民的欢迎:上海有殖民地的文化传统，对什么外来文化都见怪不怪。“其实，懂不懂并不重要，主要是喜欢不喜欢。现在的年轻人心态很开放，不管懂不懂、喜欢不喜欢，先看了、了解了再说。网上也有对我们的争论和批评，我觉得这都是好事。”经过十年的专业积累，上海双年展的档次、规格在亚洲各大双年展中排名靠前，李旭自信满满地说:“它可说是在上海的各种文化活动中，国际地位和排名最高的(比之上海国际电影节等)，但官方对此的了解还太少，很可惜。”

　　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

　　说到今年的“超设计”，李旭很开心:“中国艺术家向来不重视设计，把这视为小物，其实，这里头往往是渗透着民族灵魂的东西。”“超设计”是此次上海双年展提出来的理念，它试图超越世俗对设计界的界定，也打破了艺术家和设计师老死不相往来的疏远。在这次展览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出现了几米和奈良美智，这两位都是著名的漫画和卡通大师。媒体报道，几米收到上海双年展的邀请时十分吃惊，还以为弄错了。李旭说:“选择他们，是因为要打破纯视觉艺术界的成见。”

　　上海双年展的独到之处是不断地关注视觉艺术的各种门类，侧重点非常鲜明，本届是工艺设计，2004年是影像，2002年是空间和城市设计。在2002年的“都市营造”主题中，特意邀请建筑家参加，试图打破艺术的界限，鼓励他们拿出非建筑作品。他们做出来的结果都很令人意外，都非常概念化，虽然很多不可能实现，可是想法别致，效果很好。例如，当时在安徽有一座老村庄要拆掉重建，双年展就用视频连接现场到上海的展馆里，很多观众就在展馆的视频里呼吁保持文物、不要拆掉，而现场的当地人却认为生活不便、装不了空调，坚持要拆，再建一个新的村落。两边通过现代化的手段进行沟通和互动，十分有意思。

　　双年展一向都被视为前卫、实验的当代艺术集中展示，但李旭认为，上海双年展并不是纯粹的前卫艺术。相反，从第一届至今，它都要链接传统。这一届也有若干很传统的东西得到呈现，比如斗拱，比如苏州匠人制作的中国古建筑模型。在李旭看来，中国缺乏当代的文化，都是从西方学来的。能否建立起一种既属于中国、又属于当代的东西？“上海双年展所做的，就是想通过视觉把这种东西展现出来。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理想，也是上海双年展的理想。”

　　李旭提出，双年展不是一个学术论坛，它不是用来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它要启发大众的想象，提出新的创意、方案。“一个国家必须有这种东西，如果全都是很实用的东西，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就完蛋了。”

　　策展人访谈

　　上海双年展总协调、策展人张晴：

　　倡导国际化，不是抹杀本土特色

　　我们的生活已经被设计

　　南方都市报:能给我们诠释一下本次美术双年展的主题架构吗？

　　张晴:我们的主题是“超设计”，并以“艺术与想象”、“日常生活实践”、“未来构建历史”三个分主题来拱卫。所谓“艺术与想象”，我所要宣扬的是一种非copy的艺术，需要艺术家以新的想象来重构对象。“日常生活实践”是把艺术融入到生活中去，在日常事务中重新设计美。而“未来构建历史”，这在我们当年看《黑客帝国》时就有所体会，用未来的视角来反观现在的历史，就如同我们现在去回溯我们过去的历史。

　　南方都市报:用“超设计”作为本次美术双年展的主题，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张晴:我们的生活已经被设计了，所有的东西都被规律化或至少企图被规律化。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具体的产品设计，而是一种文化的设计，探讨设计和城市的关系。上海曾经是中国设计最为丰富的地方，林林总总什么都有:五颜六色的糖果、各式各样的衣服……设计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无孔不入了。然而，我们所说的这个“超”，又并非是简单“超越”，而是一种思考，一种设计以外的智慧和乐趣。比如，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我们就能发掘出这种“超”的智慧。如中国古代建筑中常用的榫铆结构，就是中国古代民间工匠的智慧结晶，那种不费一钉却丝丝入扣的技术让今人叹为观止。在此次双年展上，就特别展出了出自苏州民间工匠之手的榫铆木结构物件，它已经在同济大学摆放了半个世纪。我不愿拂去上面厚厚的灰尘，把这作为某种沉淀直接展示在世人面前。再有一个例子，就是五台山佛光寺的唐代斗拱，同样精妙绝伦，我将其一比一地复原陈列在展厅里，在看惯了钢筋水泥的人们面前再现。

　　立足现实，又切合时代

　　南方都市报:有人评价说2000年是上海美术双年展的一个转折，是“新的标志、新的开端”，你们的策划理念有何转变呢？

　　张晴:从2000年以来，我们的双年展就开始有意识地突出了三点:国际性、当代性和学术性。从2000年的“上海·海上”、2002的“营造都市”到2004的“影像生存”，再到2006的“超设计”，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由于上海这个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其独特的个性，我们的思考始终是在上海这个城市母体上进行的，依托上海独特的城市历史和文化记忆，思考当代都市文化的种种问题。这样，我们来谈当代艺术就不是悬浮空洞的，而是立足于现实又切合于时代和民族。举个例子，2002年的“营造都市”，“营”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字眼，有“经营”的意思，英文无法翻译准确表达。为什么要提营造都市？因为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里，上海水泥的消耗是前九十年的十倍，这里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疯狂建造。我们要的是不是疯狂建造？中国古代建筑学里的“营造”概念恰恰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和提醒。

　　南方都市报:从2000年你策划上海双年展以来，城市、空间和当代艺术一直是你所要诉求的主体内容，你觉得你已经找到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了吗？

　　张晴:从这几届双年展的成功举办和影响力来看，我觉得我是找到了，而且还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当然，双年展是一个艺术展览，而我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也只能力所能及地在艺术层面表达一些东西，而那些哲学的、社会学的意义需要我们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去研究、去表达。

　　南方都市报:如何看待上海双年展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张晴:我敢说，上海双年展是亚洲最好的双年展。从1996到现在，在业内俨然是老品牌了，时至今日依然备受关注，这说明了我们旺盛的生命力。亚洲作为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他者”，总是以东方的异国情调的边缘形象，出现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在用英文写作的世界艺术史中，亚洲部分占有的篇幅相当有限，那么有关中国的叙述就更加少了。上个世纪末，亚洲经济的发展、政治地位的提高，使得世界文化开始重新审视亚洲，这是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举办双年展的一个大的语境。在这种世界文化格局下，亚洲知识分子要主动出击，走向国际，自觉捍卫自己的选择权和判断权，双年展就是表达形式之一。所以，我们这次将与新加坡双年展、韩国的光州双年展三地合作联动，来强化我们的“亚洲意识”。

　　对本土文化的一种激发

　　南方都市报:上海双年展是在上海本土举办的一次国际盛筵，有人质疑外国艺术家们离开中国现场的语境所做的艺术品，会因为你们所追求的国际化而丧失本土化，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晴:成天拿国际化和本土化质疑来质疑去是很可笑的。何谓国际化，何谓本土化，早就没有了绝对的界限。常常有人拿着“本土”当令箭来对抗“国际”，但其实我们早就不能纯粹的“本土”了，我们都回不去了。上海就是一个传统与国际结合的城市，可以吃生煎小笼包，可牛排汉堡包也遍地都是。这俨然已经是国际化中的本土了，谁也无法割裂上海与国际的脉络去谈什么本土，因为那个本土早就面目全非。那些学者文人口口声声叫着要本土，在我听来简直如撒娇一般。本土和国际并不一定是鲜明的对立关系，我们倡导国际化，不是说要抹杀本土特色，恰恰相反，我们做的正是对本土文化的一种激发。

　　南方都市报:以往的上海双年展受到诸如“浮华幻象、欲望张扬”等的批评，你怎么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张晴:我并不愿意过多地去回应这些批评。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欲望膨胀的时代，欲望本身就是一种动力，它能激发创造。没有表达的欲望就没有艺术。我最为痛心也最为担心的，恰恰是民众没有了对艺术和文化的欲望，不愿意花钱来美术馆、博物馆。一个文化阳痿的时代和一个欲望膨胀的时代，哪个更可怕？

　　评论家解读

　　中国是双年展的好地方

　　就在9月，继上海双年展之后，韩国光州双年展、新加坡双年展马上要开锣。事实上，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不仅亚洲，中国也出现了若干个国际双年展，一时间，“双年展”成为一种主流的艺术形态。广州三年展策展人、艺术评论家郭晓彦也参与过不少艺术节的策展活动，对中国的这些双年展，她提供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比较。

　　在她看来，中国比较国际化的艺术展览也就是上海双年展和广州三年展。“成都双年展关注的是中国当代艺术，本土意识更强一点，以架上艺术为主；北京双年展则像国家行为，关注面很广，观念很多元化。广州三年展涉及的领域很丰富，关注文化对历史与未来发生的联系。而上海双年展办得较早，关注点也有所变化革新，从2000年侯瀚如任主策展人的第三届开始，就形成了一个由国际/国内策展人组成的‘策展团队’，并把这个双年展拓展为一个国际品牌。自此，上海双年展就沿着这条路走，拓展成一个关心城市、与当下生活有关的文化事件。”不同的双年展有不同的关注点和问题。不过，目前各大以城市命名的双年展，其实质都是国际艺术展，艺术家关心的是这几年艺术的状况以及想法；展览的地位并不会因为城市的不同而受影响。

　　双年展创立的这些年来，中国的当代艺术状况已经得到改善，然而，中国举办的双年展与西方的大型双年展还是没法比。郭晓彦谈到了大家所熟知的威尼斯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已有110多年的历史，办到51届，是该市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文化活动，由市政府直接支持和组织，有专门的基金会运作；他们开设的国家馆，各国都会进行支持。而且，威尼斯双年展的运作熟练程度和操作能力，也是中国的双年展“新丁”们很难比拟的。即使在亚洲马上就要举办的韩国光州双年展、第一届新加坡双年展，它们也都有政府在后面大力支持，资金很丰裕。“要知道，在中国，广州三年展由广东美术馆主办、上海双年展由上海美术馆主办，基本上都是由美术馆想办法自筹资金来解决，经费永远都很紧张。”

　　应该说，在中国，双年展的前景，还是令人乐观的。现在中国艺术正受到世界瞩目，“中国的艺术界非常有活力，也有很多问题，视觉的丰富性、艺术领域的丰富性，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如果双年展想呈现的是新的特质和形象，中国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不过，郭晓彦也在感慨:对于一个专业人士来说，现在的艺术展览越来越难以操作。“中国的各种双年展很多，越来越雷同，总是那么一批艺术家。展览的好创意显得很重要，也很难，如果能在双年展上爆发出一些新生力量是非常幸运的。”

　　艺术家个案

　　李小镜：揭示人类的猿兽性

　　一群衣冠楚楚、风情万种的男女，在某个聚会的场合，或闲坐、或饮酒、或亲昵相拥，摩登浪漫。但这些人无一例外，都长着一张野兽的脸。这就是华裔美国艺术家李小镜的作品《夜生活/新天地》。

　　这个作品延续了李小镜十多年来“人与兽”系列作品的一贯风格。这些肖像中几乎戏剧性的诡异效果，反映出当前上海正在面临的种种巨大改变与冲击效应，以及其中人们不觉表露出的姿态——一种都会丛林里野兽的生存本能。

　　李小镜是最早使用电脑对摄影作品进行加工的艺术家之一。“1992年，我开始在摄影作品中使用电脑特技，最早创作的是一组十二生肖的作品，从中国民间传统信仰开始揭示人类的猿兽性。”李小镜告诉记者:“我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很感兴趣，也创作过相关的作品。我认为，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总共有5000万年，但人类得以‘人模人样’地生活在世界的时间不到一万年，可以说人真正成为‘人’只不过是昨天的事。所以我相信，人类内心深处隐藏的兽性是很强烈的。”

　　这次的《夜生活/新天地》是李小镜专为上海而作。“我选了上海新天地这个地方，在街上召集了一些年轻人，他们自愿参与我的创作，做我的模特。我拍摄照片，然后带回纽约进行电脑特技处理，后期的处理也是在上海完成。”李小镜表示，这一作品和他以往的作品是相呼应的，都是表现高度物质化、有强烈欲望的都市人，内心仍有猿猴未进化的一面，但作品同时也带有鲜明的上海特点:“上海是一个特别的城市。它非常现代化，非常繁华，但同时又带着东方文明的深刻印记。作品表现了这种‘东方明珠’式的特点。比如这样灯红酒绿的画面，背景却是中国传统的青砖墙面、拱形门楼，门外是梧桐树。另外画面里的人物穿着传统的中式服装、旗袍，举止神态带有某种含蓄、矜持。”

　　对于此次上海双年展“超设计”的主题，李小镜有他的理解:“拿我的作品来说，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摄影作品。我拍摄人物都是在摄影棚里单独为他们拍摄的，街景、背景是另外拍摄，再合成在一起。在我用电脑完成加工之前，这些人、物、景是凑不到一起的，也没有办法让人们看到。只有到最后完工的时候，才是一幅让人看得到的作品。这正是超设计的特点。同时，我的作品很难定义，到底是摄影作品、高科技电脑影像还是其他？我也说不清。这也是超设计的另一个特点:难以用传统的标准给它下一个定义。”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侯虹斌

　　实习记者熊雅芳

　　(除署名外)

　　图:

　　漫画家几米受邀参加上海双年展的"日常生活实践"单元，图为几米的参展作品。

　　以一比一比例复制的斗拱，陈列在上海美术馆(效果图)。

　　参加上海双年展“设计与想像”单元的作品《超戒》，是艺术家沈也根据上海美术馆的标志性建筑——钟楼为创作元素打造的一枚超级戒指，作品外形酷似“皇冠”或某种“器械”。

　　苏州匠人徐永甫、徐和生师徒制作的中国古建筑模型，也被策展人张晴从同济大学发掘出来，成为展览上十分引人注目的展品。

　　李小镜作品《夜生活/新天地》(局部)。